追徵國民黨51.1億告吹黨產會：法院判決讓脫手利潤成合法財產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會）追討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的三項重大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審理後均已判決黨產會敗訴確定，導致原先追徵的51.1億元款項無法收回。

黨產會主委林峯正於「民主鞏固的轉型工程與歷史評價」學術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時，針對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律見解提出強烈質疑。

涉及的三大案件與追徵金額總覽

案件名稱	案件背景摘要	黨產會原追徵金額	訴訟結果
舊中央黨部案	日治時期為赤十字會財產，戰後成為國產。國民黨自1950年代起「借用」後轉為租用，再買下並出售轉手賺取十多億元。	11.3 億元	黨產會敗訴確定
國發院土地案	原葉家土地，遭控迫賣後作為革命實踐研究院使用，後由國民黨轉售給元利建設。	32 億元	黨產會敗訴確定
大孝大樓案	原國宅用地，國民黨透過民眾服務社取得，後轉手出售。	7.8 億元	黨產會敗訴確定
合計總金額		51.1 億元	無法追回

法律爭議的核心與黨產會的反駁

1.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邏輯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針對政黨已處分或出售的不當財產進行追徵，必須滿足特定條件：政黨在「取得當時」屬於無償取得，或以顯失公平的低價（交易時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始能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追徵。由於黨產會未能充分釋明或證明國民黨取得當時「對價顯不相當」，因而判決撤銷追徵處分。

2. 林峯正與黨產會的立場與質疑

實質法理要件爭議：林峯正指出，依《黨產條例》第4條定義，「不當取得財產」是指「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取得者」。法院額外加上「無償或低價」的要件，等於過度限縮解釋。
「入袋為安」合法化問題：黨產會認為，此判決邏輯將導致不論當初取得手段如何不當，只要政黨成功將財產轉售，其獲得的變賣利潤就會變成「合法財產」，使政黨得以「入袋為安」，完全規避黨產條例規範。
背離轉型正義精神：林峯正痛批，此舉嚴重背離大法官釋字第793號所肯認的轉型正義價值，若此類解釋成為司法定論，將使《黨產條例》的立法意旨淪為空殼

這篇報導的核心其實不是「國民黨突然被認定黨產合法」，而是最高行政法院如何解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對「已經出售的不當取得財產」及其價金利益的追徵範圍。林峯正的說法與法院法律論證之間，必須拆開來看。

先說明：你貼的是 2026 年 9 月 20 日的最新報導；我目前這個對話環境沒有可用的即時網路搜尋，因此無法獨立核對今日最高行政法院三件判決的案號、判決全文及是否已全部確定。以下先依你提供的報導內容，做法律結構與史實表述的校正；其中涉及「法院究竟怎麼判」的部分，我會明確標示為待判決原文核實。

一、先把文章的「51.1億元」算清楚

報導列出的三案：

案件	黨產會追徵金額	報導所稱結果
舊中央黨部案	11.3億元	最高行政法院敗訴確定
國發院土地案	32億元	最高行政法院敗訴確定
大孝大樓案	7.8億元	最高行政法院敗訴
合計	51.1億元	—

數字本身沒有問題：

11.3＋32＋7.8＝51.1億元。

所以「51.1億」是這三件行政處分所涉及的追徵金額合計，不是說國民黨實際上「拿到51.1億元」。

這一點很重要。

二、「追徵51.1億元告吹」與「51.1億元變成合法財產」不是同一件事

這是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報導標題：

「追徵國民黨51.1億告吹」

可以理解成：

黨產會針對這三案所作的追徵行政處分，經行政訴訟後未獲法院支持，因此這些追徵金額目前不能依該等行政處分向國民黨追收。

但黨產會主委進一步說：

「法院判決讓這些脫手後的利潤，成了合法的財產」

這是政治／法律政策上的批判性解讀，不能直接當成法院判決的法律效果。

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

法院撤銷或否定黨產會對特定財產利益所作的追徵處分，並不等於法院積極宣告「國民黨取得該財產的歷史行為完全合法」。

兩者法律效果差很多。

三、最關鍵的問題：「不當取得」與「出售後的價金」是不是同一個法律標的？

這才是整個爭議的核心。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條對「不當取得財產」的定義，報導引用為：

「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

問題來了：

假設：

A土地 → 國民黨取得 → 土地升值 → 國民黨出售 → 得到100億元

那麼法律上可能有至少三個不同問題：

第一層

當年取得土地的行為是不是「不當取得財產」？

第二層

這塊土地後來出售之後，原來的「不當財產」已經不存在了，國民黨手上的100億元是不是可以視為原不當財產的代替物或利益？

第三層

如果國民黨當年取得土地時是「有償取得」，但後來出售取得巨大利潤，這個增值利益／處分所得能不能直接依《黨產條例》追徵？

這第三層，就是報導所描述的最高行政法院與黨產會之間最大的法律歧異。

四、黨產會的論點是什麼？

依你提供的報導，黨產會的邏輯大致是：

不當黨產之所以需要追徵，不應只看政黨當年「拿到東西時付多少錢」，還要看這個不當取得的財產後來被處分後所形成的利益。

否則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只要在被追徵之前把不當取得的土地賣掉，就可以把原本的「不當財產」轉化成現金。

例如：

假設某政黨以不當方式取得土地。

土地價值：

取得時：1億元

多年後：

出售：20億元

如果法律只追原來的土地，而不處理出售後的20億元，那麼政黨只要：

「賣掉 → 拿現金 → 原標的消失」

就可能讓追徵制度陷入困境。

所以黨產會認為：

「不當財產」出售後所形成的利益，仍然應該受到追徵制度拘束。

這是黨產會所主張的制度目的。

五、但法院似乎採取的是比較嚴格的「取得時點」判斷

按照這篇報導對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的描述，法院認為：

對於「已經處分的不當黨產」，不能只因為原始取得方式有問題，就當然把後來的出售利益全部納入追徵。

而是要求：

政黨在「取得當時」是否以無償方式取得，或以顯失公平的低價取得。

這個差別非常重要。

也就是法院似乎在區分：

A型

無償取得。

例如：

政府直接把土地給政黨。

B型

明顯不公平低價取得。

例如：

市價10億元的土地，以極不合理的低價1億元取得。

C型

雖然取得的歷史背景可能具有爭議，但交易本身存在對價，而且法院認為不能證明該對價「顯失公平」。

如果法院採取C型不能直接追徵的法律見解，那麼：

「歷史上取得過程存在問題」

與

「現在可以依《黨產條例》追徵出售所得」

中間就存在一個法律上的斷層。

六、這也正是林峯正批評「入袋為安」的原因

林峯正的說法可以理解成一個制度性反例：

如果不當取得的財產在被追徵以前已經賣掉，那麼原物不存在了；如果又不能追徵其出售所得，那麼政黨只要提前處分，就可能使轉型正義的追徵機制失去作用。

因此他才使用：

「入袋為安」

這個非常強烈的政治語言。

但是要注意：

「入袋為安」不是判決的法律術語，而是黨產會對判決效果的批判性描述。

所以如果你要做歷史考證、法律考證，最好不要直接寫：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國民黨脫手後的利潤是合法財產。」

應改成：

「最高行政法院在相關案件中否定黨產會對已處分財產利益所作的追徵，黨產會則認為此種法律解釋使不當取得財產在出售後形成的利益無法追徵，造成『入袋為安』的效果。」

這樣比較嚴謹。

七、舊中央黨部案尤其要注意「土地來源」與「取得方式」不要混在一起

報導說：

日本時代是赤十字會，戰後成為國產。

這部分基本上是在描述土地的歷史沿革。

接著：

1950年代國民黨跟政府簽約「借用」，後來改為租用，之後更以租用資格購入。

這裡真正需要查的是契約、地權移轉、租用權與購買權的法律關係。

因為：

「土地原本是國有」

並不等於：

「後來國民黨取得土地必然是不當取得」。

真正的法律問題是：

國民黨究竟是透過什麼法律原因取得？

例如：

無償撥用？
借用？
租賃？
承租人優先購買？
一般買賣？
特別優惠價格？
政府政策性處分？
當時是否有其他政黨或一般人民可以取得的相同制度？

這些才會直接影響「是否違反政黨本質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以及「對價是否顯失公平」。

因此不能簡化成：

「日本人留下 → 國民黨拿走 → 所以一定是不當黨產。」

法律上沒有這麼簡單。

八、國發院案則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報導稱：

「葉家土地當年被人拿槍威脅強迫賣出」

這個說法如果要做嚴謹歷史研究，必須拆成至少三層：

① 有沒有強迫交易？

需要原始契約、司法判決、政府檔案、當事人證言等。

② 如果是強迫交易，法律上的交易對象是誰？

例如：

葉家 → 某人／政府機關／其他法人 → 國民黨

不能直接把所有歷史關係壓縮成：

「被國民黨拿槍逼著賣」。

③ 國民黨後來取得土地的法律原因是什麼？

這才與黨產條例直接相關。

也就是：

「原始地主受到不法壓迫」

與

「國民黨取得的財產是否屬《黨產條例》上的不當取得財產」

雖然歷史上可能高度相關，但在法律論證上仍然是兩個問題。

九、大孝大樓案也是同樣問題

報導說：

原是國宅用地，國民黨透過民眾服務社不當取得。

這裡的「民眾服務社」尤其值得注意。

因為《黨產條例》處理的不是單純「國民黨名下所有財產」，而包含：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因此必須確認：

民眾服務社的法律身分；
它是否屬於黨產條例上的「附隨組織」；
財產究竟由誰取得；
取得時間；
取得方式；
取得時對價；
後來如何處分；
黨產會追徵的究竟是原物、價額還是處分所得。

這些要逐項看判決。

十、所以文章最值得修正的一句，是：

「國家再也無法追回這三筆不當黨產。」

這句話太絕對。

比較嚴謹應該寫：

「就本次行政訴訟所涉及的三筆追徵處分而言，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均已確定，黨產會即無法再依這三件原行政處分向國民黨追徵該等款項。」

為什麼要這樣改？

因為：

「不能依這三件行政處分追徵」

≠

「國家永遠不能以任何法律途徑追究」

更不等於：

「這三筆財產經法院認證為合法財產」。

三個概念必須分開。

十一、釋字793號也不能直接解讀成「法院一定要支持黨產會」

這是另一個重要法律問題。

報導說林峯正認為：

這種判決「嚴重背離」釋字793號所肯認的轉型正義核心價值。

這是黨產會的法律政策評價。

釋字793號確實是《黨產條例》極重要的憲法依據之一，但：

大法官肯認黨產條例具有轉型正義目的

不等於：

凡是黨產會作成的追徵處分，法院都必須支持。

行政法院仍然必須審查：

法律授權範圍；
法條文義；
構成要件；
證據；
舉證責任；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
財產權保障；
不當取得財產的定義；
追徵範圍。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最高行政法院對「不當取得財產」的解釋，是否與釋字793號所確認的轉型正義目的存在規範上的張力？

而不是直接說：

「法院違反釋字793號。」

後者需要非常充分的判決原文與憲法論證才能成立。

十二、這件事可以畫成一條非常清楚的法律鏈

你可以把三案爭議理解成：

歷史取得

↓

是否屬於《黨產條例》第4條的「不當取得財產」？

↓

如果是

↓

後來財產被出售

↓

原物不存在

↓

出售所得是不是「不當取得財產」的代替利益？

↓

黨產會：應該追徵

VS.

最高行政法院：不能僅因原始取得具有爭議，就當然把出售後利益納入追徵；必須符合相關法定要件

↓

最後形成：

51.1億元追徵處分無法維持

這才是這三件案子的真正法律爭點。

十三、因此我會把這篇新聞的結論校正成這樣

2026年9月20日黨產會主委林峯正表示，舊中央黨部、國發院土地及大孝大樓三案，涉及黨產會原追徵金額合計51.1億元；依報導所述，相關行政訴訟均已由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對國民黨有利的確定判決。黨產會認為，法院對於已經出售的不當取得財產採取較為限縮的法律解釋，使原不當取得財產在處分後形成的利益難以追徵，因而可能削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轉型正義功能。

但「追徵處分敗訴」不能直接等同於「法院認定國民黨取得財產完全合法」，更不能簡化為「法院判決把51.1億元認證為合法財產」。真正的法律爭點，在於已處分的不當取得財產，其出售所得或增值利益是否仍屬《黨產條例》可追徵的範圍，以及政黨取得原財產時是否符合無償或顯失公平等法定要件。

我認為這篇最值得進一步查的，是「三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如果要真正判斷黨產會是不是「被法院錯誤限縮」、還是法院其實有相當充分的法律理由，不能只看這篇記者稿。

尤其要找出三件判決的：

① 案號
② 判決日期
③ 原告／被告
④ 黨產會行政處分內容
⑤ 黨產會主張的「不當取得」原因
⑥ 國民黨取得時支付多少
⑦ 當時市場價值多少
⑧ 法院如何解釋「取得時」
⑨ 法院為什麼認為出售後利益不能追徵
⑩ 是否涉及「不當黨產變價利益」的法律漏洞

其中最關鍵的其實不是「51.1億元」這個數字，而是法院究竟有沒有建立一個新的法律標準：

「財產已經處分」＋「原始取得並非無償或顯失公平」→ 即使取得過程被認為具有其他民主法治上的問題，也不能追徵出售利益。

如果三個判決確實都採這個標準，那麼這才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黨產條例》解釋轉折點。

反過來，如果判決其實是因為黨產會在個案中沒有證明某個必要要件、證據不足、追徵標的認定錯誤或行政處分理由不備，那麼「最高行政法院替國民黨創造入袋為安制度」就會是過度概括。

目前在沒有判決全文的情況下，不能僅憑這篇新聞稿替其中任何一方下這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