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主名札（戶主牌）日治時期的門牌：地番號與戶主名札-木製門牌-表札,長方木料上，正面以陽刻朱文刻有「陳玉山」三字，背面則有開孔，用以懸掛在住宅門前。門牌日文稱為表札（ひょうさつ）日本在明治時期1906實施戶籍法，開始推廣在住宅門前張貼或懸掛寫有「戶長姓名」的「表札」。表札主要寫的是「戶長姓名」，有些邊角或上方才會加註地番（地號）或町名。木製門牌以傳統木料製作，字體採陽刻方式雕刻，再施以朱色，使姓名更加醒目，兼具實用與裝飾效果。其背面保留懸掛孔，反映當時直接懸掛於門柱、玄關或大門旁的使用方式。日治期的門牌有二塊，一個叫地番門牌以市街的地番號順序為主，而不是以戶號為主，與目前現行的門牌編號大不相同。例如末廣町二丁目十八番地；另一個叫戶主ノ名札（戶主名牌），也就該屋主人的名字
2..門牌日文稱為表札（ひょうさつ），是日本在明治時期發展出來的地址
"木門牌「陳玉山」 - 藏品資料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1179
這是一段關於日治時期或台灣傳統木製門牌（表札）的歷史物件描述與介紹！這類文物在臺灣近現代民居史、地方文化資產調查中非常常見且具有豐富的人文價值。
順著您的描述，幫您整理與補充這類木製表札的背景與結構特色：
傳統木製表札（門牌）的特色與文化脈絡
1. 結構與工藝特色
正面工藝（陽刻朱文）：
陽刻（浮雕）： 將文字周圍的木料削去，使「陳玉山」三字凸起。這種做法比陰刻更費工，但在視覺上更具立體感與莊重感。
朱文： 字體填上紅漆（朱砂），在傳統漢人與東亞文化中，紅色代表吉祥、正氣與醒目，且紅漆具有一定的防潮保護作用。
背面設計（懸掛開孔）：
背面通常會鑿出倒梯形或圓形的暗孔（瓢蟲孔/葫蘆孔），讓門牌可以穩固掛在牆上或門框的釘子上，正面看不到釘頭，保持美觀與防雨水滲入。
2. 「表札（ひょうさつ）」的由來與演變
起源與普及：
日本在明治時期實施戶籍法與郵便制度（郵政系統）後，開始推廣在住宅門前張貼或懸掛寫有「戶長姓名」的「表札」。
1923 年關東大地震後，因許多房屋重建、街道重編，表札成為確認住戶身分與郵差投遞的重要依據，進而全面普及。
臺灣日治時期的引進：
隨著日本統治與近代化警察、戶政制度進入臺灣，臺灣傳統民居也開始普遍懸掛表札。
與現代僅標示「地址」的金屬門牌不同，日治至戰後早期的表札主要寫的是「戶長姓名」（如您描述的「陳玉山」），有些邊角或上方才會加註地番（地號）或町名。
小結 這類陽刻朱文的木頭表札，融合了傳統木雕工藝與近代戶政制度，常選用臺灣檜木、樟木等耐候性佳的木料製作，即便歷經數十年歲月，依然能展現出溫潤的人文質感與歷史記憶。
這件文物可作如下完整說明：
木製門牌（表札）
這是一塊長方形木製門牌，正面採用陽刻朱文工藝，刻有「陳玉山」三字，背面設有懸掛孔，可懸掛於住宅門前，作為住戶姓名標示之用。
表札（日文：表札／ひょうさつ，Hyōsatsu）是日本住宅文化的重要特色，源於**明治時代（1868－1912）**現代戶籍與地址制度逐步建立後而普及。隨著郵政、戶籍管理及警察行政制度完善，住宅外懸掛住戶姓名，便於郵件投遞、訪客辨識及官方查訪，逐漸成為日本家庭的日常習慣。
1895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後，日本將包括戶籍、住址編制、門牌及表札等行政制度引進臺灣。當時許多公務員宿舍、官舍，以及都市居民住宅，都會在門前懸掛木製表札，刻上戶主姓名，成為日治時期臺灣街景中常見的一部分。除了木製外，也有陶瓷、金屬、石材等材質，並依時代與家庭經濟狀況有所不同。
本件木製門牌以傳統木料製作，字體採陽刻方式雕刻，再施以朱色，使姓名更加醒目，兼具實用與裝飾效果。其背面保留懸掛孔，反映當時直接懸掛於門柱、玄關或大門旁的使用方式。
此類表札不僅是住宅識別工具，也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戶籍制度、都市生活、日本住宅文化及木工雕刻工藝的重要文物，見證了近代行政制度與生活文化在臺灣的發展與融合。
- 地址與歷史對照：
- 若想查詢日治時期的「番地」對應現今的行政區或實際地理位置，可利用中研院建置的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或內政部戶政司的 日據時期住所番地與現行行政區對照表 進行交叉比對。
潭子戶政所史料展 看得到日治木牌身分證、納妾合法化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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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是建築物的編號，掛在門前做為識別，除了郵差，絕大部份的人對門牌印象不會太留意，會注意門牌的狀況大部份是去不熟的地點找人，才會留意門牌號碼，多看它幾眼。寫著區里或鄉鎮的鋁製門牌，或許各地在廢省後在尺寸或顏色大小有些許旳不同，但大概的形式變化不大，除了大家熟知的門牌外，其實在臺南舊城區或各區老街巷弄間，偶而仍可見到日治時期十分稀有戶主門牌與地番號門牌。
日治期的門牌有二塊，一個叫地番門牌以市街的地番號順序為主，而不是以戶號為主，與目前現行的門牌編號大不相同。例如末廣町二丁目十八番地；另一個叫戶主ノ名札（戶主名牌），也就該屋主人的名字，日治時期屋主的名字必須揭出於門口。材質上有白陶燒製及木刻兩大類，目前臺灣歷史博物館內有木質戶主門牌收藏。在老街的巷弄間偶而可見戶主門牌高高掛在門上，但地番門牌則極度少見，這些地番號及戶主門牌是何時開始掛上去的呢？除了查詢臺灣百年戶政的相關資料外，另外日治時期舊籍及報刊是另一個重要的線索。
日治時期門牌規定
臺灣的門牌屬於戶政系統，戶政全面且系統性的建立則是始於日治時期。明治38年臺灣總督府設立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六月頒布「戶口調查暫行規則」。十月實施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明治38年十二月府令63號戶口規劃，並於隔年實行，明文規定門牌揭出並設有罰責。明治39年（1906）年1月10日標題：地番號之揭出的報導中提到：
以昨年（1905)府令第九十三號所定之戶口規則。欲自本月十五日實施(1906/1/15)。然本則第四條。不問本居寄留。戶主當於其自家之門戶。所記街、庄、鄉、土名、地番、號、及姓名之門牌揭出之。但本島人依其保甲規則所定。各戶主有揭出門牌之義務。各戶之地番。當照各廳所定而揭出之。若是懶怠置之。則依該規則第十七條罰之。各戶主宜注意。
上列這則報導提到沒有掛出來是會受處罰。雖然規則是由戶口規則，但實施罰責是由警察機關負責，這點《日本漢文台灣違警例註解 》（蔡奇泉 1923-08-20），書中有提及，其實清代臺灣就有門牌，稱為保甲門牌，日治初期沿用清代的保甲制度，直到1905年總督府全面性的調查並訂出戶口規則以便管理。
門牌的尺寸與材質
至於當時門牌使用的材質，則在漢文日日新報明治39年19061（？）月14日〈命各戶懸掛名牌〉報導中提到以木片或陶器最佳，從這則報導得知一開始似乎並沒有硬性規定材質。但有引用部份文字如下：
前此所發布之戶口規則。固以明日伊始。各戶即須懸掛名牌。若不懸掛者。則照規則以處分之。是一切所宜注意。各懸掛其名牌于戶外易見之處也。其名牌于規則上尚無何等規定。雖用紙亦無不可。究不若用木片與陶器之為愈也。惟寸法並未規定。可各自隨意。其名牌須填明街庄鄉社土名地番及戶主姓名等。
另外一則明治39年（1906年）1月20日改稱地番報導中提到新竹街的做法是由公部門發木牌，但要收取費用其部份內容如下：「木製門牌貳枚。寫明戶主姓名。及第幾番地等字樣。交付之。但每戶主要繳納金參錢。以為門牌費云。」可見門牌收取費用從日治時期就有。至於門牌的大小似乎每個地方的規定不一，因為資料上看來有寬提到一寸半到二寸六分（約4.5至8公分），長約六寸（18公分），而就目前臺南舊城內及新化老街量得白陶地番門號門牌寬7.5至8公分左右，長則約18-19公分，規格差不多，但木質的戶主名札在大小尺寸上的落差較大。
戶主名札
日治時期的戶主名札有白陶燒製與木刻材質
當時施行這套戶籍制度源於日本內地，而在相關資料中亦有類似的規定。如在明治26年（1894）《警察宝典 : 写真石版》在戶籍標札一節中就有十分仔細的規範（大小尺寸及厚度），而筆者至日本旅遊在傳統的老屋聚落亦拍攝到戶主ノ名札，標札於門口（如圖）。這個名札對筆者而言並不陌生，因為二十年前外公家也有一塊這個的戶主名牌，只是隨著戶主的過往而被拿了下來，前年看著希望這些還留存的能被好好收藏。因為那些留門口的戶主名札，不止是一個世代的足跡，也是一個時代的點滴。
門牌確實是日常生活裡最容易被忽視、卻又承載著豐富歷史與生活記憶的微型文物。這篇文章非常完整地勾勒出日治時期臺灣戶政管理、警察制度以及門牌文化的發展演變，讓人 read 起來饒富趣味！
從文章中整理出的幾個歷史關鍵點與亮點，特別值得回味：
日治時期門牌的兩大核心特色
「地番門牌」與「戶主名札」雙軌制： 不同於現代門牌以「號（戶號）」為主，日治時期使用的是以區域編號為主的地番號（如：末廣町二丁目十八番地），另外再搭配載明屋主姓名的戶主名札。這種將「個人姓名」直接揭示於門口的做法，深刻反映了當時戶籍管理與保甲制度結合的嚴密性。
警察權力與罰責介入： 明治38年（1905年）總督府頒布戶口規則後，懸掛門牌不再只是個人自由，而是強制性的義務。「若怠慢置之，則依規則處罰」，並由警察機關監督執行，凸顯了當時「警戶合一」的管理體制。
門牌演變與材質大小
材質的彈性與演變： 制度推行初期（約 1906 年），官方並未嚴格限制材質，報導甚至提到「用紙亦無不可」，但建議以「木片與陶器為佳」。隨後各地方政府作法不同，如新竹街由官方統一發放木牌並收取「參錢」的門牌費。
實地調查與文獻對照： 從日本明治26年《警察寶典》的規範，到實地在臺南舊城區與新化老街量測到的白陶地番門牌（寬約 7.5~8 公分、長約 18~19 公分），尺寸與文獻記載（寬一寸半至二寸六分、長約六寸）高度吻合，展現了歷史制度落地實施的痕跡。
結語與記憶的溫度
「那些留門口的戶主名札，不止是一個世代的足跡，也是一個時代的點滴。」
文章最後提到外公家那塊隨著歲月流逝而卸下的戶主名牌，點出了歷史最真實的溫度。門牌不僅僅是冰冷的戶政編號或警察管理的工具，它更見證了一個家族的興衰與時代的更迭。如今能在臺南舊城區或老街巷弄間偶遇這些白陶或木刻的名札，確實是極其幸運且珍貴的歷史遺存。
這篇內容相當完整，但部分段落重複、年代敘述略顯繁瑣，若作為歷史介紹文章，可稍加整理，使脈絡更清楚、可讀性更高。以下為整理潤飾版：
日治時期的門牌：地番號與戶主名札
門牌是建築物的識別標誌，懸掛於門前供辨識地址之用。除了郵差或前往陌生地點尋人之外，多數人平時很少特別留意門牌。
現今臺灣常見的鋁製門牌，上面標示縣市、鄉鎮、市區、路名及門牌號碼，各地雖因行政區調整，在尺寸、顏色或樣式上略有不同，但整體形式大致一致。然而，在臺南舊城區及部分老街巷弄中，至今仍偶爾可見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兩種珍貴門牌──地番號門牌與戶主名札（戶主門牌）。
地番號與戶主名札
日治時期，一戶住宅通常會懸掛兩塊牌子：
-
地番號門牌（地番標札）
採用土地地番（地號）編號，而非現今以建築物戶號編排。例如「末廣町二丁目十八番地」，與今日的門牌制度並不相同。 -
戶主名札（戶主ノ名札）
標示屋主姓名，依法必須懸掛於住宅門口，使警察、戶政人員及訪客能辨識戶主身分。
戶主名札主要有木刻與白陶燒製兩種材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目前即收藏有木製戶主名札。今日在部分老街仍可偶見高掛於門上的戶主名札，但地番號門牌則已極為罕見。
日治時期門牌制度的建立
臺灣近代完整的戶政制度始於日治時期。
1905年（明治38年），臺灣總督府成立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同年6月公布《戶口調查暫行規則》，10月進行第一次全臺戶口調查，12月再發布府令第63號《戶口規則》，並自1906年（明治39年）1月正式施行。
1906年1月10日，《漢文日日新報》〈地番號之揭出〉報導指出：
戶主無論本居或寄留，都必須於住宅門口揭示街庄、土名、地番、號數及戶主姓名；本島人則依保甲制度辦理。若未依規定懸掛門牌，將依《戶口規則》第17條處罰。
由此可知，懸掛門牌並非建議，而是法律義務，未依規定揭示者將受到處分。
雖然門牌規範屬於戶政制度，但實際執行與取締則由警察機關負責。《日本漢文臺灣違警例註解》（蔡奇泉，1923）亦提及此一制度。
事實上，清代臺灣已有保甲制度使用的「保甲門牌」，日本統治初期仍沿用舊制，直到1905年戶口制度全面建立後，才逐步改為近代化的門牌管理制度。
門牌材質與尺寸
1906年《漢文日日新報》〈命各戶懸掛名牌〉報導提到，門牌材質並無硬性規定：
即使使用紙張亦無不可，但仍以木片或陶器最佳。
當時規定僅要求標示：
- 街、庄、鄉、社、土名
- 地番
- 戶主姓名
尺寸則未統一，由各地自行決定。
另一篇1906年1月20日〈改稱地番〉報導記載，新竹街由官方統一製作木製門牌，每戶發給兩塊，上面寫有戶主姓名及地番號，但需繳交三錢作為門牌製作費，可見門牌收費制度早在日治初期便已存在。
依史料記載，各地門牌尺寸略有不同，大約為：
- 寬：約一寸半至二寸六分（約4.5～8公分）
- 長：約六寸（約18公分）
目前在臺南舊城及新化老街仍可見保存下來的白陶地番號門牌，其尺寸多約寬7.5～8公分、長18～19公分，與文獻記載相當接近；木製戶主名札則因各地製作方式不同，尺寸差異較大。
日本內地的制度淵源
這套制度源自日本本土。
早在1894年（明治27年）出版的《警察寶典》便已對戶籍標札的尺寸、厚度及懸掛方式作出詳細規範。至今，日本部分保存完整的傳統聚落，仍可看到懸掛於門口的表札（ひょうさつ），延續著百年以上的生活文化。
一塊門牌，一段家族歷史
戶主名札不只是門牌，更是一戶人家的身分象徵。
許多臺灣家庭直到戰後仍沿用這項習慣。筆者回憶，二十多年前外公家門口仍懸掛著木製戶主名札，直到外公過世後才被取下。如今，每當在老街巷弄再次看到這些歷經百年的木牌或陶牌，總令人感受到它們承載的不只是姓名與地址，更是一個家族、一段人生，以及一個時代留下的生活印記。
今日仍保存下來的地番號門牌與戶主名札，不僅是珍貴的文物，也是研究臺灣日治時期戶政制度、城市發展與民眾生活的重要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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