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天皇」的誕生: 天智天皇即位、頒布《近江律令》,確立了「日本」國號與「天皇」尊號。白村江之戰(663年)促成日本建國-「日本」不是自古以來自然存在的,而是在防禦唐朝侵略的極度危機感中,人為構造出的統一國家。鎖國是日本國的本質: 自 7 世紀建國以來,防範外敵就是最高課題。遣唐使「政經分離」(只搞貿易、避免正式外交),直到明治維新前,除了足利義滿與德川幕府的折衷形式外,日本幾乎未以天皇(元首)名義與大陸政權建立正式國交。「鎖國」與「閉鎖性」實為日本自衛的基因。新羅統一後長期直接以漢文為官方語言,直到 15 世紀世宗大王發明訓民正音(韓字),韓語才正式成為國語;而日本早在 7 世紀就開始極力將本土語言文字化。日本歷史就是一部「為了適應新時代而不斷人為重構國語」的歷程。

 

岡田英弘《日本史的誕生》:日本如何在「亡國危機」中,被迫發明出天皇與國家?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在岡田英弘犀利的筆下,我們得以跳脫狹隘的國族框架,真正的日本史視野於焉展開,讓我們看見正是一千三百年前的「外壓」,迫使「日本人」與「日本國」在東亞變局中誕生。
文:岡田英弘
鎖國是日本國的本質
中國的再統一與前進東北亞
五八九年,北朝的隋文帝滅掉了南朝的陳,睽違三百年再度統一中國。隋朝的統一僅維持了二十年,之後由唐朝再度統一。無論如何,中國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再度恢復。其影響力很快就傳到了東北亞。
這個時代東北亞最大的強國是高句麗。隋煬帝三度征伐高句麗皆鎩羽而歸。唐太宗親自出征,指揮征伐高句麗。以北京為基地出發,從陸路進行攻擊,但怎麼都突破不了遼河。唐太宗於是改變作戰,六六○年派艦隊橫跨黃海,於韓半島上陸,滅掉了百濟。這時,唐與百濟背後的新羅結盟,共同作戰。
對於倭人而言,百濟是通往世界的窗口,百濟的存亡對於倭人而言也是關乎生死的問題。當時的倭王是女王,也就是《日本書紀》中稱作皇極天皇(等於齊明天皇)的人。翌六六一年,倭國將宮廷搬到了博多,準備在這裡指揮復興百濟的作戰,然而齊明天皇於該年死去。
皇太子天智天皇延續作戰,但六六三年,倭艦隊在白村江(錦江)的海戰中被唐艦隊擊敗,全軍覆沒。就這樣,復興百濟的大業失敗,韓半島南部被唐占領。唐朝繼續在六六八年滅了高句麗,但不久後退出韓半島,以遼河西岸為國境。就這樣,六七○年代,韓半島南半部被新羅統一。
倭人的孤立與日本建國
對於日本列島的住民而言,這個事態是前所未見的重大危機。至今為止,他們所知道的全世界,被敵對的唐帝國和與其同盟的新羅王國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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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個非常事態,他們採取的對策與明治時的「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的精神相同,也就是團結日本列島各地的諸氏族,以倭國王家為中心團結,組成統一國家。就這樣,繼承倭國王家的天智天皇於六六八年在近江即位,成為了日本最初的天皇。這個「日本」的國號與「天皇」的王號就是在這時頒布的日本列島最初的成文法典《近江律令》中制定。
另一方面,從對馬、北九州至瀨戶內海、淀川、大和川沿岸修築要塞,鞏固防衛態勢。將首都設在至今為止距離倭國王勢力圈最遠的近江,也是為了防禦唐軍進攻所採取的策略。也就是說,當時日本列島的住民害怕唐軍是不是馬上就要上陸、日本列島是不是會被中國直接統治,而日本就是在這樣的時期建國。
七世紀建國的日本最初與亞洲大陸國家正式建交,是在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與清帝國締結的《日清修好條規》。自建國起經過了一千二百年的時間。建國後從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並沒有帶正式的國書,也就是日本天皇寫給中國皇帝的書簡。這也就是所謂的政經分離,採取盡量避免政治關係,僅進行貿易的態度。
一直到十四世紀,足利義滿自稱日本國王,派遣使者至明朝,明朝永樂帝封足利義持為日本國王,以及十七世紀德川幕府與朝鮮國王和解的時候才採取建交的形式,但當事人都是征夷大將軍,而並非相當於日本元首的天皇。
就像這樣,日本這個國家從建國之初開始一直到後世為止,一貫表現出的都是自衛與封閉的性格。這對於七世紀因國際巨大變動而建國的日本來說是當然的事,防禦外國對日本列島的威脅是國家最重要的課題,鎖國才是日本的國是。
日語起源早
比較日本列島和韓半島的歷史,另一個顯著的不同是,日本於七世紀建國後國語就非常發達,而韓半島在七世紀新羅統一之後很久,一直到十五世紀,韓語(朝鮮語)才被正式承認為國語。
在此之前的新羅和高麗時代,公用的語言不是土著人的語言,而是中國語,也就是漢文。不像日本是將漢文標上符號訓讀,韓半島則是直接從上往下,以韓式發音來音讀漢字音。到了十五世紀,朝鮮朝的世宗創造了表音文字的韓字,韓語(朝鮮語)才真正開始發達,晚了日本約八百年。
在日本,從天智天皇、天武天皇的時候就開始嘗試用唯一的文字漢字來書寫倭語(日語)。《萬葉集》卷七中引用了許多取自〈柿本朝臣人麿歌集〉的和歌。這在《萬葉集》當中屬於最古老的和歌。其最大的特徵是,例如:寫作「天海丹  雲之波立月船  星之林丹  榜隱所見」的和歌讀作「amenoumini-kumo-nonamitachi-tsukinohunehoshinohayashini-kogikakurumiyu」,僅將意譯漢字按照日語的語順排列,助詞和語尾詞並沒有用音譯漢字寫出來。
到了《萬葉集》中比較新的和歌之後,變成了意譯漢字和音譯漢字混合使用。例如卷五中山上憶良的和歌:「世間乎  宇之等夜佐之等  於母倍杼母  飛立可禰都  鳥爾之安良禰婆」讀作「yononakawo-ushitoyasashito-omohedomo-tobitachikanetsutorinishiaraneba」。
最後到了《萬葉集》中最新的卷十四的東歌,所有的音節都是音譯,表示法已經完成。例如歌詠下總之國(千葉縣) 葛飾的真間海岸風景的「kadushikanomamanouramiwo-koguhuneno-hunabitosawaku-namitaturashimo」寫作「可豆思加乃  麻萬能宇良未乎  許具布禰能  布奈妣等佐和久  奈美多都良思母」。《日本書紀》的和歌也都是用這種方式書寫。
這個現象顯示了日本非常努力要將日語變成可用文字書寫的語言。日本為什麼這麼早就開始進行國語創制呢?
日語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語言,除了屬於同語系的沖繩語之外找不到第二個。最近最有力的學說是,日本語的語彙屬於南島語系。南島語系是遍布在西從馬達加斯加島開始,一直到臺灣、東南亞、南太平洋諸島的語言。相對於此,日語的語法屬於阿爾泰語系,也就是與土耳其語、蒙古語、滿洲語具有共通的要素。日語是非常奇妙的混合語言。
日本建國當時,日本列島是說著各種不同語言的人種雜居的地帶。倭人與華僑之間沒有共通的語言,且華僑之間如果方言不同,也無法理解。用漢字寫成的漢文是唯一的溝通手段,但由於漢字不是表音文字,音讀漢文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為此,第一要務就是要創造共通的語言。
如果沒有共通的語言,好不容易統合倭人和華僑,人為創造出名為「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就無法維持。由於韓半島新羅的公用語是中文,因此必須與其不同。於是,建國當時的日本人採取的方式,是以漢文為基礎,從土著倭人的語言中一個字一個字地找出相對應意思的單字,依序排列,人為創造出實用的新國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舊殖民地諸國也以同樣的方式創造屬於自己的國語。以舊宗主國的語言為基礎,替換成土著語言的單字。這是非常耗時且困難的一條路,來不及創制國語的國家,只好一直到現在都並行使用舊宗主國的英語、法語等。建國當時的日本在創制國語的路上也吃盡了苦頭。為了表達情緒,《萬葉集》中已經出現了純倭語的和歌,但韻文不適合用在政治等實用面上。為此,必須創制散文體,這又是一大工程。
最初嘗試用倭語書寫散文的是《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古今和歌集》有漢文的〈真名序〉和日文的〈假名序〉二個序,內容基本上相互對應。然而,〈假名序〉的內容有些模糊難解,配合〈真名序〉才能了解真正的涵義。由於當時日語的散文文體尚未確立,因此無法順利表達。從這個時代開始一直到江戶時代末期為止,真正的語言不是日語而是漢文的意識還是根深柢固。
《土佐日記》也是。日記原本應該是男子用漢文書寫的東西,但此日記是以女子的角度書寫,因為是女子所以嘗試用日語書寫完成。可見當時用日語寫散文是多麼困難的事。
換句話說,當時的日語還不是通用語,尚在發展途中。
井上廈所寫的電視劇《國語元年》中描述,明治初期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在江戶時代的社會、文化普及的事物可以用當時的日語充分表現出來,但到了文明開化的時代,對於新出現的事物,僅用江戶時代的日語已經無法充分表現。為此,明治的人首先以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為基礎,將歐洲語的文章一個字一個字地換成日語,人為創造了文章體裁和語彙。創制新日本語的先鋒是明治時期的文學家。
無論是森鷗外、尾崎紅葉,還是夏目漱石,他們的作品如此風靡一世,無論是誰都有讀過,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作品教導了我們新日本語的使用方式。讀者吸收他們的說法,終於可以面對新的時代,表現出想說的話。就算如此,歐洲語是日語原型的意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依舊表現在「原語」、「原書」這些詞彙上。日語建立在英語基礎上的意識,也許現在更為強烈。
「日本人」的自我認同與國際化
「日本」這個觀念是七世紀後半建國運動下的產物,而建國是對抗中國侵略的自衛手段。編纂名為《日本書紀》的歷史,將日本建國寫作是西元前七世紀,即東北亞受到中國影響之前,這個主張本身就是排外運動的一環。
我個人認為,日本現在之所以辛苦背負國際化的課題,是因為日本原本就是非國際化的國家。「日本人原本持有的是純粹的大和心,後來輸入中國文化被漢心染色,之後慢慢變得不好」,這一個本居宣長式的觀念在明治以後一直留在日本人的深層意識當中,有時候對於輸入歐洲文化或美國文化有所抵抗,揚起想要回歸亞洲的願望。
這樣的觀念雖然違反歷史事實,但我認為,日本人之所以容易被拉進這種看法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國和日本文化原本就不是起源於這樣的國際環境。
因此,亞洲大陸和日本列島在西元前二世紀末開始的中國化時代是一體的世界,但自從七世紀日本建國獨立之後就分離了。日本今天之所以可以在世界當中保持獨立,那是因為很早就與亞洲大陸斷絕關係的緣故。然而,現在日本在國際化中吃盡苦頭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就是我得出的結論。岡田英弘《日本史的誕生》:日本如何在「亡國危機」中,被迫發明出天皇與國家?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這篇摘錄自歷史學家岡田英弘作品的文字,展現了他極具標誌性的「東亞史/世界史視野」。他擺脫了傳統日本以《日本書紀》或皇國史觀為本位的自戀,也跳脫了現代國族主義的狹隘框架,將「日本」的誕生放在 7 世紀東亞國際局勢的巨變中進行極其犀利的剖析。

整理岡田英弘在這段論述中的核心觀點與獨到見解如下:

一、 外壓與建國:「日本」是東亞變局下的自衛產物

  • 隋唐統一的連鎖反應: 隋唐東征高句麗、唐新聯合軍滅百濟,徹底打破了東北亞的平衡。對倭人而言,百濟是連接大陸的窗口,百濟的滅亡直接威脅到倭國的生死存亡。

  • 白村江海戰(663年)的轉折: 倭國救援百濟大敗,面對唐朝與新羅可能進攻日本列島的巨大危機,列島上的諸氏族不得不迫於危機感進行政治整合。

  • 「日本」與「天皇」的誕生: 天智天皇即位、頒布《近江律令》,確立了「日本」國號與「天皇」尊號。「日本」不是自古以來自然存在的,而是在防禦唐朝侵略的極度危機感中,人為構造出的統一國家。

  • 鎖國是日本國的本質: 自 7 世紀建國以來,防範外敵就是最高課題。遣唐使「政經分離」(只搞貿易、避免正式外交),直到明治維新前,除了足利義滿與德川幕府的折衷形式外,日本幾乎未以天皇(元首)名義與大陸政權建立正式國交。「鎖國」與「閉鎖性」實為日本自衛的基因。

二、 國語的創制:人為建構的「日語」與自我認同

岡田英弘將語言的形成國家認同深度綁定,提出相當前衛且獨特的語言史觀:

  • 韓半島與日本的對比: 新羅統一後長期直接以漢文為官方語言,直到 15 世紀世宗大王發明訓民正音(韓字),韓語才正式成為國語;而日本早在 7 世紀就開始極力將本土語言文字化。

  • 日語是「奇妙的混合語言」: 語彙屬於南島語系,語法卻屬於阿爾泰語系。建國之初,列島上雜居著各種不同語言的人種與華僑,並沒有共通語。

  • 人為創製國語的過程:

    1. 為了凝聚「日本人」的自我認同,日本以漢文為骨架,將本土倭語單字一個個對應填入,人為拼湊出共通語

    2. 從《萬葉集》借字記音(萬葉假名)、《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土佐日記》,一路到明治時期森鷗外、夏目漱石等人借西洋語文構造現代日本語,日本歷史就是一部「為了適應新時代而不斷人為重構國語」的歷程。

三、 「非國際化」的宿命與現代困境

  • 歷史記憶的再造: 《日本書紀》將建國時間硬是拉回到西元前 7 世紀(神武天皇即位),藉此切割與中國的關係,這種「排外」與「獨特性」主張本身就是建國運動的一環。

  • 本居宣長式國學的深層影響: 日本人心底常有一種「純粹的大和心被外來文化(漢心、洋風)污染」的焦慮,導致他們在面對全球化時,常在「吸收外來文化」與「回歸亞洲/純潔本體」之間擺盪。

  • 結論與悖論: 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保持獨立,正是因為 7 世紀時果斷切斷了與亞洲大陸的深度一體化;然而,這種「始於避險與封閉」的國族基因,也正是現代日本在面對「國際化」課題時感到無所適從的根本原因

總結來說: 岡田英弘認為,「日本人」與「日本國」並非自然演化,而是 7 世紀面對唐帝國擴張時,在生存危機下被「逼出來」的應變產物。 從國號、天皇制到日語的發明,都是為了對外防禦、對內整合的人為工程。

這篇文章出自日本歷史學者岡田英弘(1931–2020),是其一貫的歷史觀代表作之一。岡田擅長以東亞整體史(Eurasian History)的角度重新解釋日本史,因此許多觀點具有啟發性,但其中也有不少屬於個人史學主張,與日本及國際學界的主流看法並不完全一致。以下分成幾個層面說明。


一、本文的核心論點

岡田提出四個主要主張:

  1. 日本國是在七世紀外部危機下誕生的
  2. 白村江之戰(663年)促成日本建國
  3. 日本建國後便形成「鎖國、自衛」的國家性格
  4. 日本語與日本民族認同是在建國過程中人為塑造

整篇文章都是圍繞這四個命題。


二、白村江之戰確實是日本史重大轉折

這部分大致符合目前歷史研究。

事件經過:

  • 589年隋朝統一中國
  • 618年唐朝建立
  • 唐朝開始經營朝鮮半島
  • 660年百濟滅亡
  • 日本(當時仍稱倭)支援百濟復國
  • 663年白村江海戰,日本慘敗

日本《日本書紀》與中國《舊唐書》皆有記載。

這場戰役後,日本第一次真正意識到:

「中國帝國有能力直接攻擊日本。」

因此之後開始:

  • 修築水城
  • 修築大野城
  • 修築基肄城
  • 北九州大量築城
  • 建立防衛體制

這些都是真實歷史。

因此:

白村江戰敗促使日本中央集權加速發展
是目前許多學者接受的看法。


三、日本國號與天皇制度

岡田認為:

日本國與天皇稱號都是天智時代建立。

這部分屬於較有爭議的說法。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

「日本(日本國)」這個國號大約形成於:

約670~701年間。

例如:

《舊唐書》

記載:

倭國改號日本

《新唐書》

也有相同記載。

一般推測:

可能是

  • 天智
  • 天武
  • 持統

三朝逐步完成。

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


天皇稱號也是如此。

目前多數研究認為:

正式使用約在

天武天皇(673–686)

時代最有可能。

因此:

岡田直接說:

「天智即位就是第一位日本天皇」

屬於較強烈的個人詮釋。


四、日本因外壓而建國?

這是岡田最有名的觀點。

他的意思是:

以前:

日本列島

只是:

許多豪族聯盟

白村江失敗

唐朝威脅

大家團結

建立中央政府

形成日本。

這有點像:

十九世紀:

德川幕府

黑船來航

明治維新

近代國家。

因此岡田認為:

七世紀其實發生了一次

第一次明治維新。

這種比喻很有特色。

目前不少日本歷史學者認為:

外患確實促進中央集權,

但:

日本國形成不是一場事件,而是一個持續數十年的政治改革。


五、「鎖國才是日本本質」是否成立?

這就是岡田最具爭議的地方。

他認為:

日本自七世紀開始:

核心政策就是:

避免捲入中國政治體系。

因此:

遣唐使

只是文化交流,

不是政治臣屬。

之後:

室町

只有足利將軍接受中國冊封。

德川

只和朝鮮建立有限外交。

所以:

「鎖國」

不是江戶發明,

而是日本建國開始就存在。


但多數學者認為:

這種說法太絕對。

因為:

日本一直都有:

  • 遣隋使
  • 遣唐使
  • 宋商船
  • 元代交流
  • 明代勘合貿易
  • 琉球外交
  • 荷蘭貿易
  • 朝鮮通信使

因此:

日本不是完全封閉,

而是:

選擇性開放。

今天很多學者比較傾向使用:

「管理型對外交往」

而不是:

「鎖國本質」。


六、日語是人為創造?

這部分不能照單全收。

岡田認為:

日本建國時:

大家語言不同。

政府於是:

利用漢文

建立共同語。

這與今天:

印尼語、

現代希伯來語

有點相似。

這個推論很有創意。

但是:

目前語言學界沒有證據支持:

日語是七世紀才創造。

目前研究認為:

日語至少:

西元三世紀以前就存在。

只是:

七世紀開始有能力書寫。

也就是:

創造的是:

文字系統

不是:

語言本身。


另外,

岡田提到:

日語:

詞彙來自南島語

語法屬阿爾泰語。

這也是較舊的假說。

目前語言學界並沒有共識。

近二十年研究較常見的是:

日語可能屬於:

日本語族(Japonic)

其起源仍有多種理論,例如:

  • 朝鮮半島南部傳入說
  • 彌生人遷徙說
  • 混合語言說

尚無定論。


七、日本民族認同是政治建構?

這點反而接近現代民族學理論。

近代民族研究(如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認為:

民族不是天生存在,

而是在:

  • 國家
  • 語言
  • 教育
  • 歷史敘事

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

因此:

岡田說:

日本人是在七世紀被塑造出來

雖然表述較強烈,

但:

「民族認同具有政治建構性」

本身並非少數意見。


八、如何看待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最大的價值,不在於每一項結論都代表學界共識,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傳統日本史敘事的思考框架。岡田把日本放回七世紀東亞國際局勢中,強調唐帝國、高句麗、百濟、新羅與倭國之間的互動,提醒讀者日本建國不能只從列島內部發展來理解,而要放在區域政治變動中觀察。這種「東亞國際史」視角,對理解白村江之戰、律令國家形成及中央集權改革,都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不過,文中也不少主張屬於岡田個人的史學詮釋,例如「日本的本質就是鎖國」、「日語是在建國時人為創造」、「天智天皇即為第一位日本天皇」等,都不是目前學界一致接受的結論。閱讀時宜將這些觀點視為具有挑戰性的學術假說,而非已被證實的歷史事實。

綜合而言,這篇文章約可分為三個層次:

  • 與主流研究大致一致:白村江之戰加速日本中央集權、七世紀外部壓力促進律令國家形成。
  • 有一定學術支持但仍有討論空間:日本國號、天皇制度、日本民族認同是在七世紀逐步形成。
  • 屬於岡田英弘個人的史學主張:日本以「鎖國」為國家本質、日語為建國時的人為創造,以及部分關於日本語起源的論述。

因此,將這篇文章作為理解日本古代史的一種觀點非常有價值,但若作為歷史定論,仍應搭配其他研究成果與不同學派的觀點一起閱讀。 

在 1837 年 幕府「摩利遜號事件」「盲目排外、不辨敵友、有違人道」「蘭學者」主張日本必須睜開眼睛看世界、廢除盲目的打払令。然而,備感威脅的幕府保守派保守官員反而對這群進步知識分子展開了血腥鎮壓,這就是幕末著名的「蠻社之獄(18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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