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爭上游者在社會經濟高度分化且極度不平等的社會中向上流動時，他們最早形成的人際關係可能會因此受到破壞與威脅-為了成功而不得不改變自己，這種改變可能危及他們身分認同的重要面向。如果力爭上游者將家人、朋友與社群關係視為身分認同的核心，這種風險尤為嚴重/向上流動的力爭上游者，往往會從學生、子女、求職者與實習生等權力位階較低的角色，逐漸轉變為導師、父母、雇主與專業人士等更具權力的角色。為了到達頂端，年輕人必須改變，但這種改變意味著他必須失去他的核心身分。 總而言之，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力爭上游者可能會成為壓迫環境的共謀，讓自身與其他力爭上游的道路變得更加險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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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於有「窮人哈佛」之稱的紐約市立學院，她結合自身經歷與深度訪談，劃開勵志故事的表象，直視「向上流動」必經的倫理困境。
第四章　拒絕成為體制的共謀
向上流動之路可能伴隨著痛苦的倫理代價。力爭上游者在社會經濟高度分化且極度不平等的社會中向上流動時，他們最早形成的人際關係可能會因此受到破壞與威脅。正如前一章所述，力爭上游者可能會覺得為了成功而不得不改變自己，這種改變可能危及他們身分認同的重要面向。
如果力爭上游者將家人、朋友與社群關係視為身分認同的核心，這種風險尤為嚴重。語碼轉換讓力爭上游者能應對這些緊張關係。然而，語碼轉換本身也帶有風險。如果力爭上游者不仔細審視自己所重視的價值，可能最終會做出危害自身倫理操守的行為。
即使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接受並採用中產階級職場或教育機構中的主流規範，也可能進一步鞏固這些期望，讓其他力爭上游者更難克服這些障礙。這表示力爭上游者不僅可能因成功而承擔重大倫理代價，也可能因自身的成功而在無意間助長那些使其他力爭上游者處於不利地位的結構性因素，加深自身社群的貧困與不平等現況。
誠實且明確的倫理反思，應當成為向上流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正是本書的核心理念。這種反思必然會讓我們不僅思考個人的道路，更讓我們意識到自己也在維護並體現那些讓其他力爭上游者與社群承擔倫理代價的社會結構。追求向上流動的力爭上游者，往往會從學生、子女、求職者與實習生等權力位階較低的角色，逐漸轉變為導師、父母、雇主與專業人士等更具權力的角色。
而剛起步的力爭上游者可能會覺得自身的社經地位、家庭背景或教育經歷限制了他們的道路，但隨著他們向上流動，他們所獲得的權力可以用來抵抗或鞏固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倫理代價的結構。接下來，我們將探討力爭上游者如何應對成功所帶來的倫理困境，而且別忘了，這些是力爭上游者在整個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反覆面臨的挑戰。
在赫里斯托．斯米爾奈斯基（Hristo Smirnenski）的故事《階梯的寓言》（The Tale of the Stairs）中，年輕的勞工階級男子與魔鬼達成了一項交易。他希望攀登一座高聳的階梯，以向那些在頂層盡情享樂、放任底層勞工貧困受苦的貴族復仇。
在他踏上第一階時，魔鬼要求年輕人交出他的聽覺。年輕人答應後，魔鬼換掉了他的耳朵，於是底層的痛苦呻吟被笑聲取代。在年輕人迅速踏上下一階時，魔鬼又要求他交出視覺。他再次同意，於是魔鬼換掉他的眼睛；此時他往下看，只見底層滿是身體健康、衣著華麗的人們。在讓年輕人到達頂層之前，魔鬼最終還奪走了他的心與記憶。最終的替換讓年輕人徹底轉變，如今他與頂層的人一模一樣，對下方的苦難渾然不覺。
斯米爾奈斯基出生於貧窮的保加利亞家庭，年輕時便死於結核病，即便發表過幾首成功的詩作，卻始終未能擺脫貧困。他的短篇小說講述了向上流動風險的戲劇性寓言。為了到達頂端，年輕人必須改變，但這種改變意味著他必須失去他的核心身分。
總而言之，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當然，這個故事確實誇張了些，卻反映出向上流動過程如何改變這些力爭上游者。正如這位年輕人的悲劇下場所示，在追求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力爭上游者可能會成為壓迫環境的共謀，讓自身與其他力爭上游的道路變得更加險峻。
如我們所見，追求向上流動的學生面臨了雙重壓力。一種來自與家人和原生社群的關係；另一種則是他們試圖融入的新社群，像是一開始的學校校園，之後順利的話則是專業領域。這些新社群中充滿了更多的機會，而在融入其中後，似乎能發展出無限可能。但在順利適應與融入的過程中，力爭上游者可能會讓那些留下來的人付出更嚴重的代價。這種代價首先源自於力爭上游者離開所造成的空缺，其次則來自於這些力爭上游者在克服障礙後，反而有能力強化並延續原本的障礙。
從學生到成為教授
在我從學生到成為大學教授的過程中，我也經歷過這樣的轉變。大學時，我印象最深的一門課是由一位著名哲學家授課，他的課程以「哲學魔鬼訓練營」著稱，對學生的要求極為嚴格。這是一門為期一年的課程，主要是針對有志於就讀研究所的哲學系學生。課程剛開始時有大約四十名滿腔熱情的大學生，到期末只剩下不到八名。
令我印象深刻一幕是，我們這些疲憊不堪的倖存者坐在研討室裡，當時我試圖回答一個問題，教授在我眼前逼近，重重敲打著桌面。他確切說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但他的意思很清楚：「你的重點是什麼？快說出來！」我仍然能感受到焦慮情緒滲透到身體的每一個角落，眼中的淚水也幾乎要讓我當場難堪。我努力控制口吃，假裝出他所期待的自信。
每當我回想在大學所學到的事情，我總會想起那個令人恐懼的時刻。僅僅一年後，我就進入了研究所，能自信地參與進階的研討課，面對挑戰時也絕不退縮。那堂大學研討課確實大大增強了我的自信心，而更重要的或許是，讓我獲得了在缺乏自信時假裝自信的能力。
多年後，我自己也成為了教授，憑藉這個身分，我所掌握的權力遠遠超過當初那個膽怯的大學生。然而，在我剛開始教書時，我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正以某種方式維繫了那些對力爭上游者不利的社會結構。
在研究所時，我幾乎沒有受過如何教學的訓練，也沒有人教我如何面對課堂上的階級、性別或種族互動關係。輪到我帶課時，我只是重現自己在學生時期經歷的教學方式。在講課結束後，我往往會讓那些早已具備自信、敢舉手發言的學生主導整個討論。這正是外界對我的期待，也是最省事的做法。
直到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以及學生在課堂中的實際經驗時，我才逐漸意識到，當我把課堂討論交給那些本來就有自信、敢於表達意見的學生時，我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維繫某種大學文化的共謀，而這種文化會偏袒那些早已懂得如何善用大學資源的學生。
教授通常會注意到那些愛發言、積極參與的學生。而這些學生往往也勇於在辦公時間找老師、為作業成績據理力爭，或在感到困惑時主動提問。他們得到關注，往往也會獲得更好的成績和充滿讚美之詞的推薦信。當課堂氛圍有利於少數學生發光發熱時，往往也會讓那些在大學校園中感到格格不入的力爭上游者覺得難以融入。
讓我們回到我身為膽怯大學生的故事。事實上，我能走到那一步，部分原因在於即便那位教授令我畏懼，我本身就是那種會參與課堂討論的學生。我在秘魯的菁英私立學校早已學會這麼做。「魔鬼訓練營」的恐怖氛圍已經把大部分膽怯、遲疑的學生給嚇跑。而且，被這種課堂氛圍逼退的學生，很可能正是在這種反抗性課堂文化感到格格不入的學生，但我在年輕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時，我只因為自己走得比別人更遠而感到自豪。
能在眾人面前自信開口，或面對強勢權威人物時勇於應對，這些能力所帶來的優勢並不會隨著畢業而消失。在那門研討課中，跟我一起撐到最後的少數幾名同學，大多都繼續攻讀研究所；而且據我所知，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成了教授。在學術界以外的許多專業領域，信心與果敢同樣被視為寶貴的技能。因此，那些容易在學術殿堂中「消失」的學生，尤其是女性、少數族裔和家中第一代大學生，必須學會勇於表達自己，特別是在與權威人物互動時。
作為教授，我現在有能力去鼓勵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學生。現在，我對各種影響因素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能在課堂上努力承擔起這份責任。對我的許多學生來說，我對他們的要求並不容易。每當我提出問題時，學生往往迅速低下頭，專注看著筆記本，避免與我對視，讓我清楚感受到這對他們而言並不容易。
我在大一寫作研討課的學生拉賈（Raja）就是很少在課堂主動發言的學生。從這位南亞移民學生的書面作業中可以看出，那雙略帶遲疑的棕色眼睛背後，隱藏著渴望參與課堂互動的聰慧心靈。但每次我請他發言時，他的臉都會扭曲成痛苦的表情。令人訝異的是，開學幾週後，他甚至來辦公室試圖說服我，讓他不需要在課堂中發言。他說他寧可以書面方式表達。他不情願的背後，牽涉到一系列複雜的因素。
拉賈個性內向，但根據他的說法，他也不習慣以這種方式表達意見。他被教導要聽教授的話，而不是表達自己的看法。但我堅持，他必須練習在同儕面前說話。即便他立志成為醫生，能夠與同事順利溝通對他來說仍十分重要。他聽我說明理由時神情黯淡，離開辦公室時似乎仍沒有被說服。
幾天後，他再次來到我的辦公室，說他已經和哥哥談過我們的對話，他的哥哥也是來到美國的移民。令拉賈驚訝的是，他的哥哥也同意我的看法：為了在這個國家有所成就，拉賈必須學會勇於表達自己。於是，拉賈和我制定了一項計畫。他上課前會先準備好要問的問題或想說的內容，並在準備好時舉手。我只會在那時候點他發言。到了學期末，拉賈已經能主動參與課堂討論，臉上痛苦的表情也跟著消失了。
我希望傳授給拉賈的是我在大學教育中習得的技能。表面上，這看似是個成功的故事：學生克服缺陷，發展出有助於未來學業和職業生涯的技能。但事實卻更為複雜。拉賈最終願意發聲，也可視為文化融入的故事：移民孩子被迫重新塑造自己，以適應美國教育機構與中產階級職場的主流文化。這種文化重視自信、果斷與勇於表達，對部分讀者而言，這些技能似乎被視為普遍適用、成功所需的必備元素。
然而，在許多社群裡，這些特質並不像在拉賈和我努力融入的中產階級專業環境中那樣受到肯定；相反地，許多文化重視尊重年長或教育程度更高者、強調傾聽而非自我表現，以及其他以社群為基礎的互動形式。作為移民，拉賈與我都很清楚這點。但我想在我所受教育的英美體制下成為哲學家，拉賈則希望在這個國家成為醫生，因此我們學會了順應體制的規範。
然而，一旦力爭上游者克服了這些初期的挑戰並晉升到某種權力地位，他們必須思考自己是否協助鞏固了那些對自己構成挑戰的社會與文化規範，或者利用自身地位來改革或推翻這些規範。如今我站在講臺的另一端，在鼓勵學生像拉賈一樣參與討論的同時，我也會試著讓學生了解課堂上權力互動關係，並竭力確保那些對此感到困難的學生不會受到體制的忽略。
一旦拉賈成功了，我希望他能成為一位好醫生，並反思當自己處於權威地位時，該如何照顧那些因畏懼權威而不敢向他提問的力爭上游者。正如我們接下來將看到的，拒絕成為體制的共謀是艱辛且需要持續反思的工作。
"《向上流動的代價》：年輕勞工爬到頂端，卻失去了耳朵、眼睛和記憶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66812?utm_source=flipboard&utm_content=user%2Fthenewslens

（第四章「拒絕成為體制的共謀」）的額外補充說明，核心主題圍繞「力爭上游者」（upwardly mobile individuals）在高度不平等社會中向上流動時，所面臨的倫理代價與身分認同危機。

主要補充要點整理：

  • 人際關係的破壞：為了成功，必須改變自己（語碼轉換、價值觀調整），這可能嚴重威脅原生家庭、朋友與社群關係，尤其是當這些關係是其身分認同核心時。
  • 從弱勢角色到權力角色：從學生/子女/實習生，轉變為教授/父母/雇主等擁有權力的位置。這個過程雖然帶來成功，卻常伴隨著「失去核心自我」的風險。
  • 出賣靈魂的寓言：引用保加利亞作家赫里斯托·斯米爾奈斯基（Hristo Smirnenski）的短篇《階梯的寓言》（The Tale of the Stairs）。故事中，年輕勞工為了爬上階梯（象徵向上流動），逐漸被魔鬼奪走聽覺、視覺、心與記憶，最終變得與上層貴族一模一樣，對底層苦難麻木不仁。寓意：向上流動往往需要放棄原本的自己，最終可能成為壓迫結構的共謀。
  • 雙重代價：
    1. 個人層面：失去原生身分認同、倫理操守受損。
    2. 結構層面：成功者無意中強化了原本的障礙（例如嚴格的課堂文化、只青睞自信表達的教學方式），讓後來的力爭上游者更難成功。
  • 作者個人反思：分享自己從膽怯的大學生，到成為大學教授的過程。早期他重現了嚴苛的「哲學魔鬼訓練營」教學方式，偏好自信發言的學生，直到後來反思，才意識到這可能在無形中鞏固對弱勢學生的不利結構。

這篇補充強調：誠實的倫理反思是向上流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功者不只要關注個人道路，還要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維護讓其他人付出更高代價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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