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文明結婚」台灣第一次有新郎坐車迎娶新娘/除去舊禮，共乘汽車，是一場「文明結婚」。 「文明」是台灣1910年代的流行語，中國亦然，意味追趕文明是流行。那個時代，往往捨棄東方舊俗，學著西方做法，就會被冠上「文明」兩字，代表進步。「文明」作為時代語彙：大正時期的「文明」象徵著脫離舊習、拥抱西方秩序與現代化技術。在全台汽車尚不足十輛的年代，租用黑頭車迎親，是極高門檻的社會資本展示。「佩著刀、威風凜凜、驕傲鄉里」比較像當時社會對新式教育者、教師階層的形象描述。

 記大正4(1915）年台灣第一次有新郎坐車迎娶新娘

現代人結婚，少有不開車娶親的，第一部載著台灣新郎新娘的汽車，於1915年元旦這一天從台北開出。

坐著去迎親的新郎叫廖坎，台北人，還是國語學校（後來的北一師，今愛國西路台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四年級的學生，畢業後就可以去當小學老師，佩著刀，威風凜凜，驕傲鄉里。

他的新娘叫陳阿娟，住大稻埕這邊，已經小學畢業。大概兩人都受了新式教育，雙方家庭都較開放，於是不坐傳統大紅花轎，改由樂隊前導，共乘汽車，完成迎娶。

當時報紙讚說，兩人除去舊禮，共乘汽車，是一場「文明結婚」。

「文明」是台灣1910年代的流行語，中國亦然，意味追趕文明是流行。那個時代，往往捨棄東方舊俗，學著西方做法，就會被冠上「文明」兩字，代表進步。

在廖坎結婚的年代，全台汽車數，張開雙手，十指就夠數完，坐車結婚真的是絕頂稀奇。

台北景美地方的秀才高銘鴻晚廖坎兩年結婚，要迎娶一位女老師，刻意鋪張，找來一部汽車，鄉民大概如看到魔幻劇的道具，據高銘鴻兒子的回憶，婚禮轟動一時，大批男女老幼「跟在迎親的小轎車後拍手歡笑」。

內容、照片引自陳柔縉《台灣幸福百事》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Hpv55KfNa/

照片中新郎不是穿傳統中式服裝，而是穿洋式禮服，一對大正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結婚的新人。即使在戰中，發亮的黑頭車還是要來為新婚增添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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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四年（1915）元旦這場台北街頭的「文明結婚」，是台灣婚俗歷史上極具象徵意義的一頁。

百年前的「文明」轉譯 陳柔縉老師在《台灣幸福百事》中記錄的這段歷史，精準抓住了1910年代台灣社會對「現代性」（Modernity）的渴望與想像：

• 教育與身分變化：廖坎身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生，畢業後可任公學校訓導（教員），著文官佩刀，代表著當時新式教育帶來的階層向上流動與社會威望。

• 空間與儀式的轉化：從傳統的「大紅花轎」到「黑頭汽車」，不僅是交通工具的革新，更是空間開放度的轉向。共乘汽車與西樂隊前導，將原本閉鎖、隱密的花轎路程，變成了向城市大眾展示進步生活的街頭展演。

• 「文明」作為時代語彙：大正時期的「文明」象徵著脫離舊習、拥抱西方秩序與現代化技術。在全台汽車尚不足十輛的年代，租用黑頭車迎親，是極高門檻的社會資本展示。

從廖坎到高銘鴻：新式婚禮的蔓延 1915年廖坎與陳阿娟的開先河，迅速在兩年後（1917年）影響了景美秀才高銘鴻迎娶女教師的婚禮。鄉民「跟在小轎車後拍手歡笑」的景象，真實反映了現代工業產物（汽車）闖入傳統農村與街市時所帶來的視覺震撼與奇觀感。

這幅大正初期的結婚照，不只記錄了兩人的喜悅，更凝固了台灣人在二十世紀初，試圖在傳統禮俗與現代文明之間，尋找自身新定位的歷史瞬間。

這段敘述的核心史實大致可信，但有幾處需要降格或補充證據，尤其是「1915年元旦全台第一次汽車迎親」這個說法，不宜直接當成已被嚴格證實的「全台第一」。 一、最值得保留的史實 1. 1915年確實已經有汽車被用於台灣婚禮 依陳柔縉《台灣幸福百事》的敘述，1915年（大正4年）元旦，台北人廖坎結婚，以汽車代替傳統花轎迎親。這件事的歷史價值很高，因為它反映的是汽車剛進入台灣社會時，如何從交通工具變成「文明生活」的象徵。 不過「台灣第一次」最好寫成： 「目前常見史料所記載，1915年元旦廖坎婚禮，是台灣早期最早有明確記錄的汽車迎親案例之一。」 而不要斷言「台灣第一部婚禮汽車」。 二、「全台汽車十指數得完」要稍微修正 這句很有畫面，但如果作為歷史考證文字，最好不要照字面理解。 1910年代初台灣汽車確實極為稀少，而且集中於台北、基隆等都市及官署、企業、富裕階層。汽車在當時不是一般民眾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 但「十根手指就數得完」比較接近時代感的修辭，不能直接當成精確統計。 比較嚴謹的寫法是： 「當時台灣汽車數量極少，且主要集中於都市與少數官署、企業及富裕人士手中。」 三、「國語學校四年級」需要注意時代名稱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脈絡。 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是日治時期培養教師的重要教育機構。1915年時仍然存在，後來才經歷改制。 所以「畢業後可以去當小學老師」這個方向是合理的，但不能直接把它等同於今天的「北一女」或一般高中教育。 你文中寫： 「後來的北一師，今愛國西路台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這個說法容易讓讀者誤會其沿革非常直接。比較精確的表述應該是： 「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是日治時期重要的師資培育機構，其校地與後來臺北市立教育體系的校史有所關聯。」 四、「佩著刀」這一句值得特別說明 這其實很有歷史味道。 如果廖坎是師範教育體系學生，未來成為公學校教師，「佩刀」不能簡單理解為一般台灣人都有佩刀的習俗，而是日治殖民教育體制下教師身分與威儀的一部分。 因此「佩著刀、威風凜凜、驕傲鄉里」比較像當時社會對新式教育者、教師階層的形象描述。 換句話說，這場婚禮其實不只是「有錢人買車結婚」，還帶有： 新式教育＋新式職業＋都市生活＋西式服飾＋汽車 共同構成「文明」身分展示的意味。 五、「文明結婚」才是這段故事真正重要的地方 這點你的原文抓得很好。 1910年代的「文明」，不能完全用今天的「文明／野蠻」來理解。 日治台灣的「文明」語彙，往往與： 衛生 教育 西式服裝 新式住宅 電燈 電話 汽車 西式婚禮 一夫一妻的近代家庭觀念 現代化都市生活 連結在一起。 因此「不用花轎、改坐汽車」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文化符號。 汽車的功能其實很簡單： 把新娘從「花轎」送到「汽車」裡。 但在1915年的台北，這個行為所傳達的訊息卻是： 「我們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人，我們選擇新的生活方式。」 所以「文明結婚」比「汽車迎親」本身更值得研究。 六、洋式禮服也不能忽略 照片中的新郎穿西式禮服，這一點與汽車非常搭配。 因為這不是單純把「交通工具」換掉，而是整套婚禮符號正在改變： 傳統婚禮 花轎 → 中式禮服 → 傳統儀式 → 鑼鼓 ↓ 新式婚禮 汽車 → 西式禮服 → 樂隊 → 「文明結婚」 這正是1910年代台灣都市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縮影。 而且也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現象： 「現代化」不是突然取代傳統，而是先從少數受教育、都市化家庭開始出現。 七、1917年高銘鴻婚禮可以作為很好的「第二案例」 你提到景美秀才高銘鴻兩年後以汽車迎娶女教師，這個案例很有價值。 因為它顯示1915年的「稀奇事件」，到了1917年已經逐漸成為可以被模仿、觀看、甚至成為地方話題的社會新奇事物。 「男女老幼跟在迎親小轎車後拍手歡笑」這種描述尤其能反映當時汽車在地方社會的視覺衝擊。 今天汽車是日常用品；1915年的台灣，汽車更接近： 一件會移動的現代化展示品。 八、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容易讓人產生錯誤聯想 1914—1918確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5年也確實處於戰爭中。 但是這場婚禮是在台灣總督府統治下的台灣，戰爭本身並沒有直接造成這場婚禮的汽車使用。 因此： 「即使在戰中，發亮的黑頭車還是要來為新婚增添喜氣。」 可以當作文學性的敘述，但若是歷史考證文章，沒有必要把「一戰」與這場婚禮建立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