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對高房價與低薪困境的焦慮,提出了具有渲染力的觀點。其對新加坡政策優勢的描述部分有據(如組屋補貼制度、外資優惠結合在地就業承諾),但在具體數據與制度細節上存在混淆與誇大(將 EP 外籍高階人才薪資門檻當成整體請人門檻、混淆歷史薪資數據、忽略台新兩國在土地國有率與國情上的根本差異)
針對這段網路流傳文章中關於台灣與新加坡政策對比的觀點,以下從事實核實、經濟機制與制度差異進行分析與更正:
一、 敢讓爛公司倒(中小企業與勞動政策)
文章主張:台灣靠紓困/信保扶植低毛利公司導致低薪;新加坡縮減外勞配額、強制起薪達 4,500 新幣。
事實核實與更正:
新加坡 4,500 新幣門檻的真相:新加坡的 4,500 新幣(約近 11 萬新台幣)是就業准證(EP,高端外籍專業人員)的申請薪資門檻,並非新加坡本地人的最低薪資,也不是一般外勞(WP/SP)的聘僱門檻。新加坡對基層勞工並無統一的法定最低工資,而是採用「漸進式薪資模型(PWM)」,基層服務業與清潔工薪資約在 1,800–2,500 新幣之間。
台灣政策脈絡: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信保)與紓困措施,主要目的在於維繫就業穩定與防止連鎖倒閉潮(如疫情期間)。低毛利企業過多確實與台灣長期依賴代工、缺乏高附加價值轉型有關,但將低薪主因完全歸咎於信保與電價凍漲,忽視了全球供應鏈分工與產業結構轉型的複雜性。
二、 敢讓房價跟薪水連動(住房政策與組屋)
文章主張:新加坡八成人住組屋且房價所得比僅 4 倍;台灣房價綁定 GDP 與稅收,囤房稅無效。
事實核實與更正:
新加坡組屋數據:新加坡約有 77%–78% 的國人居住於政府組屋(HDB)。預售組屋(BTO)因為有政府大幅補貼,其房價所得比確實維持在 4 到 5 倍左右(以家庭年收入計算);但若是轉售組屋(二手市場)或私宅,房價所得比則高達 8–15 倍以上。
歷史數據校正:文中提到「爺爺爸爸那代送報紙 28,500 元能買房」有時間軸錯置。台灣基本工資或一般基層薪資達到 28,000 元是近年(2024 年後)的事;在 30–40 年前(1980–1990 年代),台灣平均月薪約在一萬至兩萬元之間,當時房價雖相對親民,但「28,500 元」並非當時的薪資數據。
政策工具差異:新加坡政府掌握全島超過 80% 的土地國有權,能從源頭控制住房供給與價格;台灣土地大多為私人所有,政府僅能透過央行信用管制(選擇性信用管制)、稅制(房地合一稅、囤房稅 2.0)來調節市場。
三、 敢管老闆怎麼分錢(租稅優惠與產業政策)
文章主張:台灣給企業優惠卻未要求照顧員工;新加坡在給予企業優惠時,合約會明訂在地高薪聘僱人數與調薪幅度。
事實核實與更正:
新加坡吸引外資機制:新加坡經發局(EDB)在核發租稅優惠(如 Pioneer Status 或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Incentive)時,確實會要求外商承諾在地投資額、研發支出以及創造一定數量的高薪與專業職缺(Local Headcount)。
台灣現行法規與條款:台灣在《產業創新條例》(如產創條例 10-2 條「台版晶片法案」)或研發投資抵減中,著重於研發投資與先進設備支出;但在其他企業補助與獎勵政策中,近年已逐步納入「提撥利潤給員工調薪」或「加薪企業可扣抵所得額」等政策機制(如《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企業盈餘分配:台灣上市櫃公司設有「董監事與員工酬勞分派」規範,且台積電等頭部科技業者的薪資待遇在全球與本土市場均屬頂尖,整體薪資停滯主要發生在非科技業與本土服務業。
四、 關於基本工資(最低工資)的評價
文章主張:台灣政府只會把基本工資從 2 萬拉到 2 萬 8,是無意義的自嗨。
事實核實與更正:
台灣基本工資自 2016 年的 20,008 元逐年調升,至 2025 年月薪已調升至 28,590 元(並已通過《最低工資法》將調升機制法制化)。
經濟效應:邊緣邊際薪資的提升,主要保障邊緣勞工、打工族與外籍移工的基礎購買力,並推動整體薪資地板向上推升;但要讓中位數薪資顯著成長,仍需仰賴產業轉型、提升勞動生產力與改善產業附加價值,單靠調高最低工資確實無法直接創造如新加坡般的高薪環境。
結論總結
該文章以切中大眾對高房價與低薪困境的焦慮,提出了具有渲染力的觀點。其對新加坡政策優勢的描述部分有據(如組屋補貼制度、外資優惠結合在地就業承諾),但在具體數據與制度細節上存在混淆與誇大(將 EP 外籍高階人才薪資門檻當成整體請人門檻、混淆歷史薪資數據、忽略台新兩國在土地國有率與國情上的根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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