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牌/廣東人客家人/一張咸豐元年的「淡水廳紙質門牌」台灣清治時期的門牌(戶籍/保甲門牌),發給年份為清咸豐十二年(1862年)清代臺灣淡水廳(轄區涵蓋今新竹、苗栗地區)發給地方居民的保甲門牌-「咸豐十二年」(1862年),當時因訊息傳遞時差,臺灣地方政府在同治皇帝即位初期仍沿用咸豐年號。清代實施「保甲制度」(十戶為牌,十牌為甲,十甲為保),用以落實戶籍管理、維護治安與防範匪賊。戶主朱阿鳳(30歲,廣東籍,職務為傭工),並記錄其子「阿石」等眷屬,證明其為「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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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台灣清治時期的門牌(戶籍/保甲門牌),發給年份為清咸豐十二年(1862年)。以下為此文書的完整文字抄錄與背景內容說明:
門牌文字抄錄
【頂欄大字與印章】
頂欄標題:門牌
頂部官印(長方形紅印):開闢賊路張保等分府關 / 行撫恤地方准給置立 / 長立檔貼張粘掛家門
【右側前言與戶籍登記內容】
前言:
查核保甲以除良莠以安閭閻事。
計開:
戶籍資料:
地址:竹南二保 隆興庄 第四甲 第七牌 第九號(「號」下記「九」字)
戶主:朱阿鳳,年三十歲,原籍廣東人,傭工,充業主……
家屬:
子:阿石
妻:妹(或妾/嫂等相關親屬項目欄位)
(其餘如母、兄弟、姪、孫、姪婦、媳、姪孫、曾孫等印刷項目多為空白或未載)
【左側保甲聯防與簽署落款】
鄰里保證人員:
保正:金清排(帶「羅杰武」等手簽/押字)
准:羅子保(或庄正)
店夥:……
左鄰:……
右鄰:……
兼總更麟
立牌日期與官方印信:
年代:咸豐十二年(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咸豐帝逝世,咸豐十二年即同治元年,1862年)
落款:咸豐十二年 月 日給
官印(方形紅印):淡水撫民同知官印(印文:「淡水分府……」相關印記)
邊欄告示規約(左邊邊條):
各戶將此門牌黏貼門首,如違……(依保甲法規定須將門牌張貼於家門口以備查驗)。
門牌歷史背景與說明
文書性質與年代:
本件為清代臺灣淡水廳(轄區涵蓋今新竹、苗栗地區)發給地方居民的保甲門牌。
署名「咸豐十二年」(1862年),當時因訊息傳遞時差,臺灣地方政府在同治皇帝即位初期仍沿用咸豐年號。
地理位置:
竹南二保隆興庄:位於今苗栗縣竹南鎮、頭份市或新埔/竹北一帶保甲劃分範圍(清代竹南二保涵蓋苗栗竹南、頭份至新竹部分區域)。
戶籍與保甲制度:
清代實施「保甲制度」(十戶為牌,十牌為甲,十甲為保),用以落實戶籍管理、維護治安與防範匪賊。
文書載明戶主朱阿鳳(30歲,廣東籍,職務為傭工),並記錄其子「阿石」等眷屬,證明其為「良民」。
安全防衛與連坐保證:
這篇由鍾愚翁先生撰寫的考察隨筆,將一張咸豐元年的「淡水廳紙質門牌」解讀得極具歷史溫度與在地采風感。從官府關防、保甲制度、客家移民潮到歷史地理的推演,層層剖析,展現了非常深厚的臺灣地方史與文史考證功底。
針對文中提出的幾項歷史細節、保甲線索與實地尋訪的方向,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補充與對話:
一、 地名與地緣關係的再審視
隆興庄與興隆村的對應
地名演變脈絡:清代苗栗墾號與庄名常有「文字美化」或「合稱」現象。老雞籠庄(興隆)、新雞籠庄(盛隆、新隆)位於西湖溪中游流域。文中所推測的「隆興庄」,確實極有可能是興隆庄在保甲登記時的稱呼(或取「興隆」反轉/諧音),亦或是當時包含雞籠庄一帶的客家墾聚落簡稱。
地理範圍與路徑:走苗119線由公館經客家大院進入銅鑼興隆、新隆一帶,沿途地形多為河谷丘陵,隘墾戶與佃丁聚落多沿溪谷或山腳散居,這也解釋了為何門牌記載的「第四甲第七牌」區域,在現今地形上會呈現分叉小路錯落的景況。
「竹南二保」的設管背景
淡水廳在道光至咸豐年間轄區極廣,下轄竹南一保、竹南二保(苗栗保)等。咸豐元年(1852)正好處於中臺灣與北臺灣隘墾業蓬勃發展、同時原客衝突與防隘需求劇增的時期。撫民同知張啟煊發放門牌,除了清查戶口、課徵餉銀(捐餉),也有防範民變與控管流民的治安考量。
二、 保甲制度與戶口名簿的線索
門牌為何能保存下來?
清代的紙質門牌(或稱門牌紙、戶牌)理論上應貼於門首,但由於臺灣氣候潮濕多雨,加上清代房屋多為草厝或土角厝,若直接貼於戶外極易破損。許多家族會將其妥善收納於木箱、家譜或契據文書(家籠)之中,這也是這張「竹南二保隆興庄四甲七牌第九號」門牌歷經170餘年仍能完好的關鍵。
保甲人員與「僱工羅予保」的關係
保正、甲長、牌長:門牌上標註的「保正涂清桂、甲長羅玉武、牌長蘇庚麟」,是極為寶貴的地緣與姓氏線索。涂、羅、蘇皆為銅鑼、公館地區常見的客家大姓。
僱工羅予保:文中對「僱工」與「僱」字的分析十分精闢。清代佃丁、隘丁或樟腦工人常以僱傭形式隨頭家或隘首入山。羅予保與甲長羅玉武同姓,或許羅姓家族當時在該甲/牌內擔任墾戶頭頭或隘首,朱阿鳳作為僱工(或佃丁)登記於其下。
三、 尋訪朱阿鳳後人的可行途徑
若想進一步驗證「隆興庄」是否即為今興隆村,並尋找朱阿鳳父子的後裔,可嘗試以下幾個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方向:
查閱《陸豐朱氏族譜》與宗親會資料
惠州府陸豐縣客家朱氏,在苗栗(如銅鑼、西湖、公館、頭份)均有分布。可透過苗栗縣朱氏宗親會或銅鑼當地的宗祠,比對族譜中是否有「字輩/世系」符合道光元年(1821)前後出生、名「阿鳳」、子「阿石」的記載。
日治初期「戶口調查簿」與「土地調查事業」
明治38年(1905)臺灣總督府進行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建立了極為詳細的戶籍資料。若能至戶政事務所或透過臺灣歷史檔案系統,查詢明治年間「苗栗廳雞籠區興隆庄/老雞籠庄」的朱姓戶籍,往往能向上追溯兩至三代(即清末咸豐、同治年間 ancestors 的姓名)。
此外,日治初期的《土地申告書》與《臺灣堡圖》,會記錄清末土地所有權人與佃農姓名,可比對隆興庄四甲附近是否有朱阿鳳或朱阿石名下的田產或房地。
田野訪查與庄頭姓氏比對
興隆村現今雖以吳、彭、廖、邱、謝等姓居多,但若向村內耆老、老村長或當地土地公廟(伯公廟,如興隆村的幾座古老伯公廟)詢問清代「第四甲」大致對應的在地角落名稱(如:開墾角落、屋下名),往往能拼湊出當年朱姓人家落腳的舊址。
一張咸豐元年的紙質門牌,見證了清代臺灣移民從「流民/打工人」轉變為「在地編戶齊民」的歷程。若真能藉由門牌上的保正、甲長與朱氏父子姓名,在今天的銅鑼興隆村尋得這一段跨越170年的歷史對接,必將是臺灣地方史與家族史考證上的一段佳話。
清代淡水廳老門牌
這篇資料史料價值很高,但其中有幾個關鍵推論需要拆開。尤其是「隆興庄=今銅鑼興隆村」、「朱阿鳳是客家人」、「夫行/小夫的身分」、「保甲制度十戶一牌」以及「1852年1月20日」等,不能全部直接當成已證實事實。
我先依史料學方式整理:
一、可以高度肯定的部分
| 項目 | 判斷 | 說明 |
|---|---|---|
| 時間 | 大致可信 | 咸豐元年十二月確為西元1852年初;但應以清曆與公曆換算工具再核定具體日 |
| 行政區 | 竹南二保 | 「竹南二保」確屬清代淡水廳苗栗一帶重要基層行政單位 |
| 人物 | 朱阿鳳、朱阿石 | 若門牌原件字跡清楚,屬直接史料 |
| 原籍 | 惠州府陸豐縣 | 若門牌確實如此書寫,可直接作為朱氏戶籍/原籍資料 |
| 官府 | 淡水廳撫民同知 | 與咸豐年間地方行政體制相符 |
| 文書性質 | 官府製發門牌 | 「撫民通知捐餉製發」若有原件文字支持,可視為清代地方戶籍、治安、徵收制度的實物證據 |
| 「隆興庄」 | 原件所載庄名 | 這一點本身沒有問題,真正需要考證的是它的空間位置 |
二、最值得追查的,是「隆興庄=興隆村」
這是全文最大的考證核心。
目前只能說:
「隆興庄」可能與今日銅鑼鄉興隆村有關,但不能僅憑「興隆」二字倒推為同一聚落。
因為清代地名常有:
同音異字、異名並存、庄界變動、舊庄分化、新庄形成、官方與民間名稱不同等情況。
如果要證明兩者就是同一地點,最好建立一條「地名演變鏈」:
清代古文書「隆興庄」
↓
嘉慶/道光地方志或契約
↓
咸豐、同治、光緒地圖/堡圖
↓
日治初期堡圖、臺帳
↓
日治地名
↓
今日「銅鑼鄉興隆村」
只要中間有一、兩個年代能把「隆興庄」明確定位,就會非常有力。
三、「老雞籠庄=今興隆村」也要特別小心
文章說:
嘉慶年間原只有「老雞籠庄」(即今興隆村)。
這個「即」不能直接成立。
比較嚴謹的寫法應該是:
「老雞籠庄」今日究竟對應何處,須以清代堡圖、契約、地方志及日治地圖互證;若能證明其中心位置與今日興隆村相符,才能進一步建立兩者的地名沿革關係。
尤其「雞籠」在臺灣歷史地名中相當常見,不能因為今日興隆村附近有相關地名,就直接視為同一聚落。
四、「太平天國造成廣東客家人大量來臺」的說法,方向有道理,但需要修正
原文:
太平天國之亂……潮州府、惠州府、嘉應州的客家男人……多會請客頭牽線渡海來臺……
這段把幾個不同層次的歷史現象混在一起了。
比較精確的是:
19世紀中葉廣東社會動亂,確實可能成為人口移動與渡臺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但不能把朱阿鳳的渡臺直接歸因於太平天國。
而且太平天國運動是 1850年開始、1864年結束。
朱阿鳳的門牌是:
咸豐元年(1851)/咸豐元年十二月
所以他如果是在1851~1852年前後來臺,確實時間上與太平天國時期重疊。
但「因為逃避太平軍而來臺」仍然需要他的族譜、渡臺文書、契約、墾照或其他材料才能證明。
五、最有意思的是「陸豐=客家」不能直接畫等號
這點我會特別修正。
惠州府陸豐縣確實是粵籍移民的重要原鄉之一,也有大量客家人口;但「籍貫陸豐」本身不能直接證明朱阿鳳就是客家人。
因為陸豐在族群、語言、地域上相當複雜。
所以:
❌ 「籍貫陸豐 → 所以一定是客家人」
應改成:
朱阿鳳原籍惠州府陸豐縣,而陸豐是粵東重要移民來源地之一,當地存在相當規模的客家人口,因此朱氏具有客家移民背景的可能性;但僅憑門牌上的籍貫,尚不足以確認其族群認同。
這樣就嚴謹很多。
六、「夫行」「小夫」這一段尤其不能從字面直接推導
文章推測:
「夫行」類似今日仲介中心
「小夫」就是佃丁、隘丁
這部分我建議暫時打問號。
因為清代臺灣地方文書中的:
- 夫
- 夫役
- 夫行
- 小夫
- 佃丁
- 隘丁
- 客頭
各自可能有特定制度背景。
不能看到「夫」就直接翻成「勞工仲介」。
尤其如果原門牌確實出現「夫行」「小夫」,最好把整段原文逐字 OCR 出來,再查清代臺灣契約、淡新檔案、廳縣檔案中的同一詞彙。
這可能反而是這張門牌最有研究價值的地方之一。
七、「僱工羅予保」也不能直接認定是原來的頭家
原文推測:
羅予保也許就是原僱用朱阿鳳擔任佃丁的頭家。
這屬於合理假設,但目前證據不足。
「僱工」欄位可能記錄:
- 僱主
- 現任雇主
- 相關保結人
- 身分關係
- 其他戶籍管理資訊
必須看整張門牌的欄位格式才能判斷。
如果能找到同時期其他「淡水廳門牌」實物或拓本,比較不同門牌的固定欄位,就能知道「僱工」究竟是什麼行政意義。
八、「十戶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不能直接套到所有清代臺灣
這一句:
原則採十戶組一牌,十牌組一甲,十甲組成一保或庄。
是典型保甲制度的概念,但清代臺灣實際執行不能簡化成永遠固定的:
10戶 → 1牌 → 10牌 → 1甲 → 10甲 → 1保
實際地方編組會受到:
- 戶數
- 聚落
- 地形
- 行政區調整
- 保甲編制
- 地方實際人口
影響。
因此「第四甲第七牌第九號」非常有價值,但不能單靠數字反推今日道路或住宅位置。
九、「1852年的朱阿鳳住宅現在還在嗎?」
這是最值得做的地方史追查。
答案是:
有可能找到「地方」,但找到「原屋」的機率要另外評估。
因為門牌保存的是:
戶籍/行政位置
不等於保存:
建築物本身的位置與坐標。
最理想的考證路線是:
① 1852門牌
「竹南二保・隆興庄・四甲・七牌・九號」
↓
② 清代契約/墾照/土地文書
尋找:
朱阿鳳
朱阿石
羅予保
涂清桂
羅玉武
蘇庚麟
↓
③ 清代《淡新檔案》
搜尋朱氏、羅氏、涂氏、蘇氏及「隆興庄」。
↓
④ 清末堡圖
確認「隆興庄」空間位置。
↓
⑤ 日治土地臺帳
這一步非常重要。
如果能找到清代土地轉換到日治土地臺帳的資料,就可能出現:
朱○○ → ○○番地 → 現代地籍
↓
⑥ 日治戶籍(原始戶籍/族譜)
可以追:
朱阿鳳
↓
朱阿石
↓
子、孫、曾孫
↓
現代朱姓家族
十、門牌上的「保正、甲長、牌長」其實是非常好的追蹤線索
你列出的:
- 保正 涂清桂
- 甲長 羅玉武
- 牌長 蘇庚麟
- 僱工/相關人物 羅予保
這些名字非常重要。
因為不要只查朱姓。
反而可以建立一個:
「1852隆興庄人際網絡」
例如:
竹南二保 │ 隆興庄 │ ┌──────┴──────┐ │ │ 第四甲 其他甲 │ 第七牌 │ 第九號 │ 朱阿鳳 │ 朱阿石 │ 惠州府陸豐縣 保正:涂清桂 甲長:羅玉武 牌長:蘇庚麟 相關人物:羅予保
接下來如果能在:
族譜、契約、土地臺帳、墓碑、日治戶籍
中找到其中任何一人,就可能把這張紙從「一張古門牌」變成一個完整的19世紀地方社會網絡。
十一、「門牌為什麼保存170多年」目前不能推定是因為沒有貼在門上
原文:
推測朱阿鳳沒有依照官府規定,將門牌黏貼在房屋門前而因此得以保留下來。
這個推論很有趣,但證據不足。
還有其他可能:
- 後來被收存為契約/家族文書。
- 房屋拆除後由後代保存。
- 被夾在族譜、帳簿或契約中。
- 門牌制度後來取消或更換,因此成為家庭文書。
- 原本確實曾張貼,但後來被取下收藏。
因此建議寫成:
此門牌能保存至今,可能與未長期暴露於門外環境、後代有意保存等因素有關;至於是否因未依規張貼而保存,現階段只能作為推測。
十二、如果要把這篇文章改成「史料考證版」,我會把結論分成三層
【已證實】
1852年,淡水廳竹南二保隆興庄第四甲第七牌第九號,有一戶朱阿鳳戶。
其門牌記載朱阿鳳、朱阿石,以及惠州府陸豐縣籍貫等資料,並留下淡水廳撫民同知官防,是相當珍貴的清代基層行政文書實物。
【高度可能】
朱阿鳳一家屬於19世紀中葉由粵東來臺的移民家庭;陸豐確實是臺灣粵籍移民的重要原鄉之一。
【尚待證明】
「隆興庄」是否就是今日銅鑼興隆村。
以及:
- 朱阿鳳是否確為客家人
- 何時渡臺
- 是否曾任隘丁/佃丁
- 「夫行」「小夫」的真正制度意義
- 羅予保與朱阿鳳的關係
- 朱阿鳳後代是否仍居銅鑼
- 原住宅是否仍存
- 第四甲、第七牌、第九號究竟位於今日哪一筆土地
這些都還需要史料鏈接起來。
我認為最值得做的下一步
不要先去興隆村「找朱姓」。
先做「1852 → 日治」的地名與戶籍追蹤。
尤其是:
「隆興庄」+「涂清桂」+「羅玉武」+「蘇庚麟」+「朱阿鳳」
這五組關鍵字一起追,比單查朱姓有效得多。
如果能找到同一地區的清代堡圖/日治堡圖/土地臺帳,甚至有機會把「四甲七牌九號」定位到現代地籍。到了這一步,再去找朱姓後裔,成功率會高很多。
而這張門牌真正珍貴之處,也不只是「170多年前的老門牌」——它其實罕見地同時保存了時間、行政區、庄名、保甲編制、戶主、子嗣、原籍、地方頭人與官府關防。若能把這些線索全部串起來,確實可能重建一個1852年銅鑼地區粵籍移民家庭進入地方社會的微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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