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核武夢的餘燼,ICP-CVD在台灣,在1960年代到80年代,台灣核武發展的真實歷史中,最核心且被廣泛紀錄的代號主要有兩個:「新竹計畫」與「桃園計畫」。1988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張憲義事件」。當時擔任核能研究所副所長的張憲義上校,在美國CIA的安排下叛逃。他帶走了大量關於台灣核武研發的關鍵文件,隨後,美方人員在幾天內強行進入核研所,用水泥灌漿封死了研究用核子反應爐,徹底終結了台灣的核武夢.美方自此建立了一套「對台高科技出口的終極監視清單」。2001年那種被「窺視」的恐懼,其實是一種遲來的覺醒: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由他人定義規則、由他人監視邊界的透明魚缸裡

 因學術採購「軍商兩用」管制品,引來美國防官員突襲。此事揭示在歷史脈絡與全球數據監控下,單純研究亦可能觸動地緣政治紅線,反映個人與國家皆處於強權劃定的無形邊界中。

文:莊鎮宇 (退休學者,現任科技公司顧問)

"從清大實驗室到委內瑞拉:躲不開的幽靈視線,始終注視著台灣核武夢的餘燼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63367?utm_source=flipboard&utm_content=user%2Fthenewslens

2001年,我正在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念博士班二年級,研究的主題是「奈米碳管」。由於1996年Rechard E. Smalley等人才因為C60(奈米碳管為其同素異構體)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奈米材料被視為21世紀的點金石,可知奈米碳管碳管是當時材料科學界最熱門的材料之一。那時的我,身為實驗室裡這研究題目的開門弟子,正沒日沒夜地帶著學弟妹與真空、高溫和紫紅色幽光的電漿搏感情。

當時,指導教授剛剛申請通過了一的大型國科會整合型計畫「場發射顯示器用奈米碳管與化學氣相沈積設備之發展研究」。我們試圖研發一種ICP-CVD(電感耦合電漿化學氣相沉積)系統,讓這些直徑只有幾十個原子的碳管,像稻穗般整齊地垂直生長在4吋矽晶圓上。這不僅是學術上的挑戰,更是通往下一代場發射顯示器(你沒聽過不重要,反正現在已經死透了)、超強韌複合材料,甚至是匿蹤技術的關鍵。

然而,學術的純粹,在那個週二的下午被電話鈴聲徹底打破了。實驗室電話響起,指導教授找我。

「明天,會有人過來實驗室參訪。」

「參訪?是哪個單位的交流?」我有些困惑,通常這種交流會提前數週排定。

「是DARPA(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的人,還有AIT(美國在台協會)官員。他們直接致電校長室,指名要看我們這套研發中ICP-CVD。」教授頓了頓,「他們明天一早就到。你負責整理一下實驗室,把所有進口零件的原始標籤和說明書都找出來,我會負責主要的簡報,你在必要時提供技術細節。」

這套ICP-CVD在台灣,就算是學界也沒幾個人知道,美國人不到24小時之後就要來參觀…這簡直是最後通牒嘛。

那雙穿著便服的眼

隔天上午,三位訪客準時出現在這棟座落於清大校園一隅的建築。這棟樓是當時剛更名沒幾年的「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的新館,但在老一輩清大人口中,這個系永遠被稱為「核子工程學系」。領頭的兩位美國人穿著西裝,舉止謙和且文雅。但我的目光無法從第三個人身上移開。

他穿著簡單的休閒外套與長褲,看起來像個隨處可見的遊客,全程幾乎不發一語,不參與討論,只是靜靜地站在後方。他不會盯著你的實驗數據看,而是以一種冷靜的節奏,掃視著實驗室裡的每一個角落:氣體管路的走向、真空腔體的構造、氣體控制櫃裡的MFC(質量流量控制器),甚至是牆角的滅火器。說是參訪,他更像是評估現場。他穿著便服,卻帶著一種無法掩飾的、一絲不苟的氣場……就像在「樂山雷達站」工作的美國工程師。

簡報由指導教授主導。教授試圖維持學術交流的氛圍,看起來一派輕鬆,介紹著奈米碳管的生長機制與技術。然而,那兩位西裝官員的提問主要圍繞在ICP- CVD系統的射頻產生器、高精度氣體MFC與MKS公司生產的的Baratron絕對真空計。

在那一刻,我心中升起了一個巨大的疑問:為什麼?我們只是一個大學實驗室,為什麼DARPA跟AIT的人,會對射頻機構、幾顆真空計與流量控制器展現出如此巨大的興趣?為什麼他們要採取這種近乎突襲的參訪方式,不給我們任何準備時間?

核武的呼吸

多年後,當我重新審視那段經歷,我才明白那幾顆看似平凡的Baratron真空計,在出口管制專家眼中代表著什麼:它屬於「軍商兩用」物資。MKS生產的Baratron電容式真空計,因為其特殊的物理結構與材料,成為了核武研發中不可或缺的零組件,以至於成為「核武管制品」。我們無意間踩到了一條看不見的紅線。

為什麼它是核武管制品?製造核武器的核心在於「濃縮鈾」。目前最主流的方法是「氣體離心法」。在這個過程中,鈾被轉化為具有高度腐蝕性的六氟化鈾(UF6)氣體,然後在上千個高速旋轉的「離心機」中進行分離。離心機級聯系統(Cascade)必須在極高真空且極其穩定的壓力下運作。壓力稍有偏差,離心機就可能報廢。Baratron真空計與MFC是高精度維持這個系統「呼吸」穩定的關鍵,等於是核武科技的「肺」。此外, UF6幾乎能腐蝕所有的金屬。而高階的Baratron感測隔膜使用的是英高鎳(Inconel)或其他鎳基超合金,這是少數能長期抵抗UF6侵蝕的材料。

當美方知道我們「同時進口了數個」這種高階真空計與MFC時,的監控系統跳出的警示不是「學術採購」,而是雷同於「濃縮鈾設施」所需的關鍵壓力監控組件。

歷史的幽靈

美方之所以會對我們「突襲」,更深層的可能原因埋藏在中科院某棟建築物的地基之下——那是關於台灣核武夢的灰燼。

在1960年代到80年代,台灣核武發展的真實歷史中,最核心且被廣泛紀錄的代號主要有兩個:「新竹計畫」與「桃園計畫」。

「新竹計畫」是1960年代初期,蔣介石下令啟動的初期核武研發計畫。之所以稱為「新竹」,是因為當時規劃在新竹清華大學建立相關的研究能量。而清華大學核工系,正是「新竹計畫」的人才搖籃。

至於「桃園計畫」,則是196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核武實體化」最核心的研發計畫。由於主要的研發基地——中山科學研究院(CSIST)與核能研究所(INER)均位於桃園龍潭,因此得名。這也是後來被張憲義揭發、導致美國強制介入的那個計畫。

1988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張憲義事件」。當時擔任核能研究所副所長的張憲義上校,在美國CIA的安排下叛逃。他帶走了大量關於台灣核武研發的關鍵文件隨後,美方人員在幾天內強行進入核研所,用水泥灌漿封死了研究用核子反應爐,徹底終結了台灣的核武夢。我親眼見過那個被水泥填平的地下室入口,千噸水泥的質量遠不如這段歷史的重量。

這場背叛與強制終止,在美台關係中留下了極深的傷痕。美方自此建立了一套「對台高科技出口的終極監視清單」。清大核工系(即現在的工科系)與中科院,在他們的資料庫中顯然會被標記為「最高度警戒單位」。當年美國對中科院採取的行動更是近乎屈辱:他們不僅派人常駐,甚至可以隨時檢查任何一間實驗室,翻閱任何一份採購發票。

雖然那是1988年的事,但在2001年的那個午後,我意識到那種「不信任」從未消失。美方人員站在核工系大樓裡,看著一位前核研所專家主持的研究計畫。他們不希望眼中的風景,是歷史的幽靈正試圖借屍還魂。

連鎖反應

這場「學術交流」背後「看不見的監視」的邏輯鏈,是美方的情報體系並非依靠單點的偷窺,而是依靠跨維度的數據交換與觸發。在我們看來平凡的科研採購過程,在他們的系統中,可能依序觸發了四個層級的警報。

以出口管制邏輯來看,第一個觸發機制可能是商業數據的異常(Commercial Red Flag)。首先,我們採購了 Air Products公司某種「獨家」供應的超高純度特用氣體,而且需要採購高精度MFC來伺候它們。

緊接著,當我向經銷商下訂了數個 Baratron 真空計時,「多個 Baraton 真空計同時被採購」在統計學上具有異常意義:單一採購可能只是更換維修,但「同時購買數個高規格組件」通常意味著一套「全新系統的建構」,這在監控邏輯中往往是最高級別的行為指紋。更由於這些真空計被歸類為ECCN 2B230 軍商兩用貨品及技術等級(國際出口管制分類編號,Export Control Classification Number),特指特定規格、尤其是與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關)的貨品,訂單資訊會自動進入了美國商務部的監視清單,而採購方必須簽署「最終用途證明書(End-User Statement, EUS)」給美國商務部,經同意後才能出貨。

從美方的視角來看,這個客戶似乎正在建構一個具備高度精確控制能力的「多腔體氣體反應系統」。合理推測這種系統既可以用來做奈米研究,似乎也可以用來做敏感的半導體或核材料處理。

第二個觸發機制可能是地點標籤被點名(Location Red Flag)。站在情報分析角度,系統可能自動比對了收貨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而該地址被註記為前「核子工程學系」,建築就位於核子反應爐旁!當年美國對中科院採購組件進行嚴格審核時,許多具備「軍商雙用途」潛力的設備,往往會掛在清大的學術研究名單下採購,核工系就算不是「桃園計畫」主謀,八成也是共犯!登愣~歷史警示值直接拉滿!

第三個觸發機制可能是技術潛力的威脅(Strategic Technology Red Flag)。當分析師查看了計畫題目:「場發射顯示器用奈米碳管與化學氣相沈積設備之發展研究」,雖然在計畫書裡強調的應用是「場發射顯示器」,但在他們眼中可能有幾分像是:以「場發射顯示器」掩護的「雷達吸收材料(RAM)」與「微波強化元件」。畢竟這些都是匿蹤戰機與導彈引導系統的核心,背後技術高度重疊。美方的確實有可能研判這個單位具備將尖端材料「武器化」的科技基礎。

而第四個觸發機制顯然就是「人才網絡」(Human Network Red Flag) 了。這或許才是最讓美方「背脊發涼」的部分。當他們調閱計畫主持人資料,負責ICP-CVD系統建置的子計畫主持人是核工系校友、微波科學專家,專業背景與雷達技術高度重疊。而當年隔壁的物理系還住了一仙曾拿過「美國海軍研究所特別成就獎」的大神朱國瑞教授(2002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一票雷達專家都是他的學生)。這意味著清大與該研究團隊擁有將奈米碳管應用於「軍用高功率雷達設備」的實施能力。

而當他們調閱計畫總主持人——我的指導教授——的背景時,大概不意外腦補了最後一塊拼圖:總主持人是曾任職於「核研所」的專家,可能具備核燃料循環與真空技術的專業背景,而他的夫人居然現正任職於「中科院」!

於是美方很可能得到以下結論:這是一個由國家級核能專家領導、與國防機構有直接聯繫、具備微波武器化能力、且正在採購敏感核管制組件的團隊!我們不派人到清大現場打個卡盯個場都算失職了。

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電話會直接打到校長室,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在24小時內出現在我們面前。在美方的眼中,這可能不是什麼學術研究,這說不定是一群核武前科犯又想搞事了!

沉默與權力的終極形態

那場參訪在教授的冷靜應對與我的技術解釋中結束了。那名便服男子始終沒有說一句話。或許他確定了,我們真的只是在做奈米碳管,而非在某個角落偷藏了一台離心機。

但那種被全方位監控的不安感,卻伴隨了我後半輩子的科研生涯。我們總以為自己是獨立的個體,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你所採購的每一顆晶片、每一瓶氣體、每一台泵浦,都是在向那個掌握系統規則的強權交出你的「行為指紋」。

回看2001年那場「小菜一碟」的查核事件,對比2026年1月發生的委內瑞拉「絕對決心行動」,真相顯得更加冷酷。

從已揭露的訊息得知,美國軍方在委內瑞拉不僅知道總統馬杜洛躲在哪,甚至能在幾分鐘內癱瘓一個國家的通訊、電力與防空系統,直接進入其領空捕獲元首。這種權力不只是來自航空母艦,更是來自於他們對全球「基礎架構」的絕對統治——從衛星定位到金融交易,從學術期刊到高階真空零件。我多年後才感到2001年那種被「窺視」的恐懼,其實是一種遲來的覺醒: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由他人定義規則、由他人監視邊界的透明魚缸裡

那次參訪後,計畫順利進行,我們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了還不錯的論文,也成了我日後研究生涯起飛的重要養分。但每當我再次簽署「最終用途證明書」,或是看著真空腔體內那閃爍著紫紅色幽光的電漿時,我總會想起那三個人。他們代表的不僅是美國,而是那種「雖然我不在場,但我知道你做過什麼」的、上帝視角般的監視力量。

這是一個關於「看不見的邊界」的故事。它不僅發生在真空腔體內,更發生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棋盤上。我當年雖在現場,卻連棋子都不算,不可能進入「那個系統」弄清楚它到底如何運作。只能從破碎的線索中「腦補『美國腦補我們的動機』」,這最多拼湊出真相的某個切面而已。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那個系統面前,我們的實驗室、我們的國家、甚至是我們的夢想,可能都只是大國數據庫裡的一行代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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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憲義/台灣核武前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沒核武講話沒人聽/讓美國介入中止台灣發展核武計畫的過程,並稱自己雖接受美國CIA要求和安排出逃,但並沒有背叛國家或台灣人民的利益,「頂多只能說背叛了當時的上司郝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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