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鼠專家高木友枝（Takagi Tomoe)更被譽為「台灣醫學衛生之父」1902年他受後藤新平邀請來台，當時台灣正飽受鼠疫（黑死病）、瘧疾、霍亂等地方病困擾，高木是當時滅鼠政策的靈魂人物，不僅引進科學的細菌學檢驗，更建立「保甲制度」下的衛生監控網絡，讓台灣在1917年成為亞洲最早從鼠疫災區除名的地區之一他推動了《傳染病預防條例》，並建立了強制隔離、家屋消毒等制度，雖然手段在當時被認為極為剛硬，但確實挽救了大量生命。他為台灣打下了電力供應的基礎，讓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成為可能。高木友枝在台灣待了27年，直到1929年才返回日本，他被認為是少數不帶殖民者優越感、真正關懷台灣土地的日本官員。他從「細菌學家」跨界到「台電首任社長」，這種從「醫人」到「醫國」再到「點亮臺灣」的轉折，簡直是那個時代的斜槓天才。他在臺灣奉獻 27 年，回日本後卻生活拮据，這種「清廉技術官」的形象，打破了許多人對殖民者「掠奪資源」的刻板印象。

｜你不知道的滅鼠專家-高木友枝｜

你知道十四世紀肆虐歐亞非大陸的「黑死病」
─鼠疫，也曾在臺灣出現過嗎？ 

日治初期，臺灣被稱做「瘴癘之地」，日清戰爭結束的1896年（明治29年）隨廈門香港的貿易商船傳入基隆、安平港，隨後擴散至臺北、鹿港、嘉義布袋等地，1901年（4,496人死亡）與1904年（3,370人死亡）為疫情最高峰，平均死亡率高達8成，在二十二年間1896-1917年造成兩萬多人死亡。

這時，不得不提到一位滅鼠專家木友枝（Takagi Tomoe)更被譽為「台灣醫學衛生之父」，他在台期間的貢獻跨越了從致命傳染病防治到現代電力建設的極廣領域。高木友枝是世界級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的得意門生，1902年他受後藤新平邀請來台，當時台灣正飽受鼠疫（黑死病）、瘧疾、霍亂等地方病困擾，高木是當時滅鼠政策的靈魂人物，不僅引進科學的細菌學檢驗，更建立「保甲制度」下的衛生監控網絡，讓台灣在1917年成為亞洲最早從鼠疫災區除名的地區之一。同時他推動了《傳染病預防條例》，並建立了強制隔離、家屋消毒等制度，雖然手段在當時被認為極為剛硬，但確實挽救了大量生命。

高木友枝在1915年接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第二任校長，他一手創立了「總督府研究所」，針對熱帶醫學、地方病進行科學化研究，將台灣打造為當時東亞重要的熱帶醫學研究中心。他對學生極為照顧，強調醫師的品格與社會責任，許多早期台灣名醫如賴和、杜聰明都曾受其指導或影響。

最讓人驚訝的轉折是，高木友枝在1919年被委任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今台電前身）的首任社長。他接手時，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因資金不足陷入停工，他冒著政治壓力與資金周轉的風險，遠赴美國籌資，並引進當時最先進的工程技術。
雖然他在任內未見到日月潭工程完工，但他為台灣打下了電力供應的基礎，讓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成為可能。

高木友枝對後進非常提攜，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視其為恩師。高木曾送給杜聰明一幅字：「為醫學而不為醫業」，這句話成為杜聰明一生的座右銘，行醫是為了醫學與救人，而不僅是為了賺錢的「生意」。

高木友枝在台灣待了27年，直到1929年才返回日本，他被認為是少數不帶殖民者優越感、真正關懷台灣土地的日本官員。1933年，醫學校校友為了感念他，在校園內豎立了胸像。據記載他生活極其簡樸，對權力與財富並不熱衷，退休回日後甚至生活拮据，這在當時的高層官員中極為罕見。他的一生體現了科學家的嚴謹與人文主義的關懷。他在防治鼠疫上的成功，不僅是生物學上的勝利，更是台灣公共衛生體制現代化的起點。

對了，為什麼以前課本沒教？
高木友枝（Takagi Tomoe）確實是臺灣近代化過程中，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卻長期被大眾忽略的關鍵人物。
他從「細菌學家」跨界到「台電首任社長」，這種從「醫人」到「醫國」再到「點亮臺灣」的轉折，簡直是那個時代的斜槓天才。
至於你問到最核心的問題：「為什麼以前課本沒教？」 這背後其實涉及了臺灣歷史敘事權的幾次大轉變。
為什麼高木友枝曾消失在教科書中？這並非因為他的貢獻不夠大，而是受到以下幾個歷史與政治因素的影響：
1. 戰後的「去日本化」政策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為了建立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教育政策長期傾向於「去日本化」。
敘事框架： 當時的教科書多半強調日治時期的「殖民壓迫」與「抗日運動」，對於日本官員在基礎建設（如公衛、電力、水利）上的貢獻，往往採取淡化或略過不提的態度。
結果： 像高木友枝、八田與一（嘉南大圳之父）這類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名字只留在專業領域的文獻中，而非大眾教科書。
2. 「大中國史觀」的課程架構在 1990 年代以前，臺灣的歷史教育是以「大中國史觀」為主軸。
學生花很多時間背誦黃河流域的省分與鐵路，但對於臺灣本土的歷史，可能只濃縮成短短的一兩章。在有限的篇幅內，高木友枝這種屬於「技術官員」的人物，自然很難擠進課綱。
3. 醫學與公衛史的「隱形性」比起壯烈的戰爭或重大的政治更迭，「公共衛生」與「基礎建設」的進步通常是緩慢且無形的。
雖然鼠疫的消失對臺灣生存至關重要，但在傳統歷史觀中，這類科學史與醫學史往往被視為「次要」，直到近年來「臺灣史」研究轉向庶民生活與現代化過程，高木友枝的地位才被重新挖掘。
高木友枝：不只是滅鼠，他是「文明的推手」你的補充中提到幾個點非常關鍵，值得我們再次畫重點：
醫學精神的傳承： 他送給杜聰明的「為醫學而不為醫業」，這句話至今仍是臺大醫學院的重要精神指標。這證明了他不僅帶來技術，更建立了臺灣醫師的「格調」。
跨領域的魄力：
在鼠疫防治上，他用細菌學的嚴謹建立體制。
在電力建設上，他展現了企業家的手腕去美國籌款。
這種從微觀的「細菌」到宏觀的「國家電網」的跨度，在世界史上也相當少見。
人格特質： 他在臺灣奉獻 27 年，回日本後卻生活拮据，這種「清廉技術官」的形象，打破了許多人對殖民者「掠奪資源」的刻板印象。
現狀：他正在「回來」的路上好消息是，隨著 1990 年代後期臺灣史課程的改革（如「認識臺灣」教材的推出），以及近年來本土意識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興起，高木友枝的名字已經開始頻繁出現在：
臺大醫學院的校史介紹。
台電的企業文化與歷史特展。
甚至是當代臺灣歷史小說或紀錄片中。
現在我們重新談論他，並不是要歌頌殖民統治，而是要公平地看待這塊土地上，曾經有人如何用科學與正直，幫助臺灣走過那段黑暗的疫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