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大獅出身草莽，早年在宜蘭即有「藉勢屈辱良民」的傳聞。在抗日期間，其部眾糧餉匱乏，常以「保護費」名義向北臺灣各村落強索財物，若有不從則動輒擄人勒索或施加暴力。/歸順後的反覆：1898年他曾接受日方「歸順」招安並帶領手下修築道路，但私下又重新囤積軍火、收取規費並槍擊勸降代表，讓當地的清合法秩序與日方管理皆難以將其視為純粹的守秩序民眾。
簡大獅是心頭大患，必須徹底消除，於是派人偵查到簡大獅住在漳州府龍溪縣城內，乃向清朝政府要求，雙方派人將簡大獅逮捕，引渡回台受審，於1900(日明治33)年3月29日在台北監獄被日人絞死。至於簡大獅的出生地及住居所，從1900年的《台灣日日新報》與臺北地方法院判決簡大獅死刑 民主啟蒙先賢 悲壯抗日雜貨商人簡大獅
對日人來說是「土匪」，對臺灣民間與歷史脈絡而言，簡大獅並非單純的「義民」，而是兼具民族抗日者與草莽綠林雙重色彩的「半匪半義」人物。
一、 臺灣本土民衆視角：官府外的「半匪半義」
「義」的面向：抵抗異族的民族英雄
乙未割臺後的武裝領袖：1895年臺灣割讓後，簡大獅號召地方力量，與柯鐵虎、林少貓並稱「抗日三猛」（獅虎貓）。他發動震驚總督府的「元旦事件」圍攻臺北城，並長期在陽明山、大屯山及金山一帶進行游擊戰，展現出強烈的反殖民意志。
祖國認同與悲劇遺言：
被押解至廈門乃至臺灣時，他曾留下「清人應目我為義民…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等悲壯言辭，被晚清至現代許多漢族史觀視為不屈不撓的忠義志士。
「匪」的面向：綠林性格與地方治安的隱憂
掠奪保護費與武力威壓：
簡大獅出身草莽，早年在宜蘭即有「藉勢屈辱良民」的傳聞。在抗日期間，其部眾糧餉匱乏，常以「保護費」名義向北臺灣各村落強索財物，若有不從則動輒擄人勒索或施加暴力。 民間歌謠的反映：當時草山（陽明山）一帶流傳其部下何先所作的《士林土匪仔歌》，歌詞提到「土匪要做真兇死，較講也是愛人錢」，直白描繪出其部眾亦威脅到普通百姓生計的強盜性格。
歸順後的反覆：1898年他曾接受日方「歸順」招安並帶領手下修築道路，但私下又重新囤積軍火、收取規費並槍擊勸降代表，讓當地的清合法秩序與日方管理皆難以將其視為純粹的守秩序民眾。
二、 長久以來的歷史定位與官方／民間紀念
1. 官方與學術界立場
清廷（1900年前後）：
將其視為帶頭聚眾的「亂民/暴民」。面對日本總督府依據《馬關條約》國籍條款要求引渡時，清廷為求息事寧人（並交換滯臺清將），將其逮捕並強行交給日方。 日治時期（1895-1945）：
總督府依《土匪討伐令》將其定性為「匪魁」，歷史檔案與新聞報導均以強盜土匪視之。 戰後臺灣（1945至今）：
官方史觀：戰後國民政府將其列入「抗日英烈」的敘事中，強調其保家衛國與民族氣節。
現代臺灣學界：趨向以「社會史與區域史」的角度看待他。不再簡單套用政治化的「英雄」或「土匪」二分法，而是還原其為清末民初在帝國夾縫中生存的草莽游擊領袖。
2. 紀念建築與遺址
臺灣本地：
沒有官方設立的個人紀念館或巨型紀念碑。
古道與戰場遺址：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金包里古道」（魚路古道）及大屯山系一帶，是當年簡大獅築壘抗日、游擊出沒的舊址，常在地方歷史導覽中被提及。
忠烈祠：其抗日事蹟被列入忠烈祠或臺灣抗日史蹟紀念的相關名冊中。
中國大陸（漳州祖籍地）：
簡大獅避難所：
位於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區新華西路（原漳州簡氏宗祠/會館），為1899年簡大獅逃回大陸時的藏身之處，已被列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 簡大獅紀念館：在其祖籍地福建南靖縣梅林鎮，當地設有簡大獅紀念館，視其為閩臺兩岸共同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
簡大獅雖然在後世史家與民間敘事中被尊為「抗日三猛」之首，但無論是日治時期、戰後國民政府時期，乃至於現今的臺灣官方，確實都沒有為他設立專屬的紀念館、銅像或獨立的官方紀念節日。
這種「名氣極大，卻未獲官方正式建構紀念設施」的現象，主要源於以下三個核心原因：
一、 戰後官方歷史敘事的兩難：無法忽視的「綠林暴行」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後，急需建立「臺灣人渴望光復、反抗日本殖民」的民族正統敘事，因此將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等人列入「抗日英烈」與忠烈祠的名冊中。然而，在真正要為其立碑建館時，官方卻面臨深刻的道德與法理尷尬：
擄人勒索與騷擾良民的歷史紀錄 簡大獅的部眾多為草莽山賊、流民與遊民，在陽明山、金山一帶長期缺乏糧餉。為了維持生存，其陣營頻繁向地方村落強索保護費（規費），若有不從則燒毀房舍、擄人勒索，甚至有槍殺地方鄉紳的紀錄。
民間歌謠與地方記憶的反彈 當時陽明山一帶流傳的《士林土匪仔歌》及地方檔案，真實記載了普通百姓對簡大獅部眾的恐懼。若官方強行將其塑造成無瑕的民族英雄並建立個人紀念館，難以面對當地受害家族與地方史學的批判。
二、 「歸順」日方的歷史污點與政治立場的游移
在傳統的「烈士」定義中，強調的是「寧死不屈」。但簡大獅的抗日歷程呈現出極為複雜的草莽生存策略：
1898年的「接受招安」：簡大獅曾向總督府遞交歸順書，接受招安，並帶領部下協助日方修築大屯山一帶的道路。雖然他私下仍囤積彈藥並尋求反抗，但這種「降而復叛、叛而復降」的過程，使其在政治光譜上缺乏傳統忠臣烈士的純粹性。
清廷的棄守與引渡：他最後逃往漳州，本希望獲清廷收容，喊出「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但清政府為了外交利益將其逮捕並引渡給日方。這段歷史讓他成為帝國夾縫中的犧牲品，而非制度化軍隊的正規領袖。
三、 當代臺灣歷史觀的轉變：從「民族英雄」到「多元區域史」
解嚴之後，臺灣史學界與官方文化部門對乙未抗日的解讀發生了根本性的範式轉移：
去政治化的歷史還原 當代文化資產與歷史紀念不再傾向製造「高大全」的個人英雄偶像，而是將簡大獅還原為「十九世紀末臺灣社會轉型期，在殖民統治與官府壓迫下產生的社會邊緣抗爭者」。
紀念載體的轉移（地景取代個人） 官方並非完全 ignore 這段歷史，而是將紀念融入地景與區域史中：
魚路古道（金包里古道）：陽明山國家公園在介紹古道歷史、山豬豐厝地與大屯山堡壘遺址時，將簡大獅的活動作為解說牌的核心內容。
地方志與特展：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多以「北臺灣抗日史」或「乙未割臺事件」的整體專題來呈现，將其視為區域歷史的一部分，而非單一人物的神格化。
補充：海峽對岸的對照
有趣的是，相較於臺灣官方將其定位於「區域歷史中的複雜人物」，中國大陸（漳州祖籍地）則因政治宣傳需要，採用了極為明確的傳統民族主義敘事。在福建漳州與南靖，當地政府將簡大獅避難處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並設立了「簡大獅紀念館」，將其塑造成兩岸共同抵抗外侮的單一維度英雄。這正好印證了不同的政治時空對同一歷史人物的選擇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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